董建華下台，從港澳辦和中聯辦都在狀况外一點，筆者隱隱感覺到，中央此舉預兆着中共對香港的管治模式可能會出現一些重大的變化，這從香港左派的反應可以看出。
董建華下台，令香港左派有股說不出的酸溜溜的感覺。在這次重大的政治變動中，香港左派在決策前既不獲諮詢，在決策後又不獲通知。直到事件曝光後才嚇了一跳，一片混亂。對一群自詡為中共的「基本群眾」，動輒以能夠「直達天庭」為自己的政治本錢的傳統左派及「忽然左派」的頭頭來說，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打擊。除了無法事先與聞其事外，更令左派有強烈失落感的是眼見港英前朝官員繼續獲得重任，從而發出所謂「港英舊電池回朝」的感慨。而自己為中共拼搏一生的，有些甚至可以說「生死與共」的，卻始終無法執掌香港的政權。於是有些左派行政局成員故意留京不返，雖然他們明知參加曾蔭權主持的第一次行政會議，要比留在北京循例舉手要實質得多。
中央的決策與香港左派的失落，是否標誌着中共在對港的政策上，將回歸到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值得觀察的。
鑑於回歸後香港左派成為一個愈來愈重要的社會群體，筆者誠心誠意希望他們能夠「查找自己的不足」，迎頭趕上，利用它們與中共在歷史上形成的血緣關係，為香港的進步貢獻一點力量。這樣總比經常以不健康的心態來看待香港社會，從而於無形中造成破壞要好得多。回歸七年多來，這種不健康的酸溜溜的心態，集中變現為非把陳方安生拉下馬不可，這對香港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已經十分明顯。
香港左派一個嚴重的不足就是作為一個整體，他們的知識和文化水平以及國際視野普遍落後於香港社會的平均。這是他們無法承擔執政這個歷史任務的關鍵原因。左派朋友不妨撫心自問，今天要他們推一個特首人選，他們能嗎？當然這不是左派主觀上甘於落後，而是因為過去他們盲目跟隨內地極左路線，認同「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歪理，杯葛香港的教育制度，使他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成為歷史的犧牲品。因此正確的態度是急起直追，迅速提升整個社群的知識和文化水平，而不是整天泡在醋缸裏。
不要說對左派用酸溜溜的心態來看待圈子外的人，即使對圈子內的人，亦復如此。據筆者了解，民建聯內一些人對前主席曾鈺成在接受採訪時經常用英文對答覺得很反感，認為他這樣做無非是為了展示自己具備其他人所不及的條件來「霸住」主席的職位。對自己圈子裏的龍頭人物尚且這樣看，則對社會上其他條件比左派更加優越的人又如何能夠正確對待呢？
香港左派另一個嚴重的不足，就是受狹隘的民族主義束縛了自己的視野，而孜孜謀求對自己的政治補償。
中共的「文革」毁了一代人，包括毁了香港的左派。可以說，在「文革」前香港左派曾經是本地社會一支健康力量，卻因為引入「文革」破壞香港的穩定而被香港社會徹底邊緣化。歸根究柢這也是他們盲目跟風的結果，與人無尤。本來他們作為犧牲品，應該痛定思痛，通過自己的慘痛經驗，利用它們與中共的血緣關係，力陳「左」的禍害，力防「左」的繼續肆虐。可惜他們大多數人，只着眼於政治上補償他們在英國殖民地時代備受壓迫的損失，而鮮有從香港要搞「一國兩制」這個大局出發。
回歸後，從要求給予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貴賓通道這種小事，到要求特區政府分配多些官位(指公務員系統外的，因為他們以自身的文化水平根本不可能進入高級公務員的行列)，到要求頒發大紫荊這個特區最高榮譽給「反英抗暴英雄」楊光先生等意識形態上大是大非的問題，在在都反映了這種政治上要求補償的心態。在這種狹隘民族主義的支配下，陳太固然要走人，「煲呔」當然也要杯葛，公務員也全都靠不住的。
香港左派如果不認真查找自己的不足，迎頭趕上，則他們將始終擺脫不了被邊緣化的命運。港英時代固然如此，回歸後恐怕也會如此。
鍾國仁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