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打從領匯官司判房委會勝訴，有權出售商場、停車場，各媒體社論可謂頗為一致，對政府跟從法律程序解決紛爭表示歡迎，大致認為事件算是圓滿解決，視為法治的體現。至於45條關注組，看過一篇梁家傑刊於蘋果論壇的評論，觀點跟各大社評相若，認為政府依法辦事的方向正確。我想這跟各媒體或梁家傑的一貫主張算是一致的，因他們早前對董建華的一大批評，是不跟從程序，如今換上技術官僚出身的曾蔭權，一切跟足程序 (雖然只是接手，但亦象徵新作風)，各方嘉許大概亦包含對政府施政上 ‘撥亂反正’ 的肯定。
2. 可是若巿民不健忘的話，大概應記得45條關注組 (當時以大律師公會為號召) 的鵲起，是起源於廿三條立法，當時政府要強行立法，穩握立法局多數票，如無意外必能通過，一切亦算是依足程序，最後因五十萬港人上街才硬拉下馬。在那次，大律師們是強烈反對立法，而反對的理由是對自由、平等、人權等理念的扺觸。這是一次寶貴經驗，因這是香港巿民首次以從下而上塑造香港的法律，讓法治此觀念跟本土性結合，讓巿民大眾清楚法治不單是指程序公義 (due process) ，而同時涉及法律條文背後承載的價值與精神。
3. 法治的現代意義是甚麼？一個重要源頭，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可算是西方首部摒棄神學立場，而改以各社會的傳統、社會、宗教、經濟及地理等因素作為 ‘法’ 的精神與基礎。從此，法律在西方思想史享有特殊的地位，因法律標誌的不再是神的命令，亦不單只是一條條關乎社會行為規範的條文，而更是再現各社會價值、思想、文化總和的一面鏡子 (唯一可相提並論的是語言)。而隨後的思想家如盧梭提出的 ‘general will’ ，更將人民意志跟國家合法性及其訂立的法例相融和，從而影響了美國及法國法律依從憲法的理念實踐，將法治跟國族精神緊密相連。
4. 對比廿三條與領匯，不禁心有悵然，因當香港的法律體系受國內政治粗暴地介入時，香港的大律師仍能以一些 ‘普世’ 的法治理念跟其抗衡；但是，當遇上法律條文源於殖民地政府 (很多是條文上嚴苛卻執行上寬鬆)，而特區政府按程序而損害基層大眾的利益時，社會上還有甚麼與之抗衡的理念？
5. 人們談後殖民，一般有兩種意義，一個是指一個時代的終結，脫離了殖民，獲得了獨立，落實了自主，但另一個現今更常說法 (以薩伊的東方主義為代表) ，是縱使殖民者已去，但殖民歷史留下的社會典章制度，文化價值規範已深植這曾被殖的社會，成這社會的集體印記。我會說，領匯事件可算是 ‘薩伊式’ 的後殖民典範，因經這殖民 ‘教化’ ，已生產一批只顧個人私利，縱傷害他人生計 (包括公屋商場經營者和需要廉價日用品的消費者) 而無半點愧咎的所謂中產 (我並非指所有 領匯投資者，但也許包括不少報章編輯) ；還有面對程序公義，便連忙稱是讚揚的所謂法律精英。
6. 後殖民另一位重要理論家史碧娃 (Spivak) 曾以印度種姓最低級的 ‘賤民’ (subaltern) 比喻後殖民境況，以這在印度沒有權勢，沒有地位，甚至不會發聲的奴隸階層比喻後殖民地人民 ‘失語’ 的困境。以此看香港的公屋居民，竟是何等貼切，他們的聲音在哪？梁文道在《傻瓜，這是經濟！》指早年小販管制還不太嚴時仍可見 ‘黃昏巿集’ ，但如今已被年花十一億的小販管理隊全面取締。我要補充的是，巿集是早晚兩輪，星期日整天。我很清楚，因我當年住在公屋，亦常幫父母推車開檔。但小販先被全面取締，然後新屋仿效私人樓宇，商鋪規劃越來越少，然後新興商場亦漸為大財團壟斷，如今更私有化，而公屋居民一直逆來順受，默默承擔。他們的聲音可被聽見？他們的需要可被尊重？
7. 但失語的何止是公屋居民？技術官僚除了精於戴上昔日殖民者的面具 (一如法農說的黑皮膚，白面具)，還會甚麼？還有置投機利益高於他人生計的資本主義擁抱者，還有視法律程序重要性高於給小巿民生活保障的法律精英。你們都在說話，但這是誰的話？
8. 史碧娃曾經問：「賤民能說話嗎？」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若她在香港的話，大概會說：「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