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有一本書叫《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薄薄的小書裡有呂氏一向的冷靜和熱情。有一篇文說為甚麼學生總是有罪，指出三天兩日報章便會刊登有關青年人的意見調查，舉例而言無論學生表現得謙厚或是自信，結果都是雙雙中伏：前者表示學生零下信心而後者則是目空一切。所謂無他，原因可能有二：記者編輯缺乏恰當的辭彙形容青年——即他們只是辭不達意；又或者記者編輯天真的以為瞭解單純以年齡劃分出來的這一類人，用由自信心這維道劃出來的一條光譜便足夠充份。
以上的說法聽來雖然可謂到位，但有兩個環節的問題仍然是崩疊了。某種「社會現象」與媒體消費者以某種角度接收得到這個現象，中間至少還有兩重媒介：令現象成為研究對象的調查機構，和將調查見諸報刊的篇輯和記者。這兩重中介，各有生命有時重疊而有時不。留有距離的讀者讀有關調查的新聞有時讀得拍案怒叫，可以是兩重中介心懷不軌的合演好戲，也可能是其中一方落藥太重，令讀者嗅出報導的剩餘，那干擾得幾乎成了主角的剩餘。
昨天某家市場研究公司公布 了一個有關香港和內地的打工仔的意見調查，指出香港的打工仔對顧主的忠誠度不如內地的顧員，三十來個百份比的僱員有意跳糟——差別聽來大巨大得土崩瓦解世界末日。主打的另一條問題是打工仔會否作反介紹自己公司的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予自己的親朋戚友，香港的打工仔當然也是中箭墮馬——我們手指咬出唔咬入的比率比內地高那索命的百分之16。報刊對這次調查的焦點，見諸其標題：
港顧員歸屬感遜內地22%倒米（明報）
三成打工仔想跳糟港企員工忠誠度低於內地（文匯）
港上班族歸屬感遜內地（星島）
33%打工仔想跳糟 超內地 忠誠度低（經濟）
自覺不受重用三成半人想跳糟港僱員忠誠度遠遜內地（大公）
對僱主忠誠度較內地低 33%港僱員想跳糟（蘋果）
港僱員忠誠度低逾三成想跳槽（成報）
逾三成僱員擬跳槽（新報）
港員工公司忠誠度較內地低（am730）
意識形態範式不同論述霸權資本主義等大話暫且按下不表，甚至在香港採三百個樣本和在內地幾個大城市也採三百個樣本，兩類樣本的代表性問題也豪比佢算了，但稍有常識的人怕且都能上述報導瘋狂提問。內地和香港企業的僱主的操守一樣的嗎？屬同一競爭市場的產品或服務高真的沒有質素低之別嗎？內地的經濟發展狀況有如麻甩大漢眼中的二八少女，我們老在大唱的經濟轉型卻幾乎泄漏了香港的一大秘密：更年期。忠誠度在這兩地的意義和效益，現實的人難道還需要否認？無良酒樓兩業兩月然後結業僱員一毛錢人工都未發過的新聞香港聽得少嗎？
這個調查若果聽來令人無名火起，細心一點看或者不能歸咎於調查公司的不懷好意 ——至少僱員對僱主的意見也是有包括在調查之中的：僱主有沒有提供發展機會呀對員工是關懷呀有沒有足夠的培訓呀等等。報章報導的標題，卻告透露出流失率按一般理解也是極高的報館，看來並不願意將這調查的這方面內容放在當眼位置。這是否出於編輯的復仇心理當然不宜妄下定論，但其編採方向卻區分了調查一方和報導一方在定位所謂「忠誠度」或「歸屬感」這現象的態度和立場。清晰明顯無法抵賴。
已作古的bill readings在the politics of research中的文章theory after theory裡說：理論對研究的對象已是越來越不確定。若果大眾媒體是讀者認識花多眼亂的調查的一種重要途徑，則看來調查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是否確定只是整個傳訊過程的一小部份。回到對事物的根本認識——即使這是可能的話——在此肯定是過於激進和理想的要求，可是當對調查和研究的批判檢視提出了研究對象在各種各樣的研究眼光下已逐漸變得模糊時，媒體這一關卻連研究對象的面貌和範圍也索性懶理，急不及待只顧交待無論調查是甚麼對象是甚麼也風雨不改的說話。這種對把目光射回自身的堅持，刁鑽的現代性呀。
文章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