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蔽青年之被提出的一個重要面向，是他們薄弱的社會連繫，而主流媒體似暗示這是基於他們的性格特質，如愛戴上 MP3 以象徵他們的自我封閉(邵家臻文章的一大見地，是指出自我隔離與自我封閉並非是某類人 (如有的話) 的特點，再借他自己經驗指出這不過是平常人也有的其中一種渴望) 。
但是若我們以隱蔽青年 (至少作為想像概念) 的封閉作為不正常歸類，我們該問的應是自我開放、社會參與和溶入或社會連繫到底何所指，而我們的社會規劃跟這種 ‘正常’ 的社會生活模式到底是配合還是背離。這是重要的，因隱閉可以是我們所有人在某段時間的選擇，但當我們不想隱蔽時，到底有甚麼的社會／區生活可供選擇。
曾寫《天水圍的病態規劃》一文，帶出新社區的規劃設計如何不人道，窒礙社群的建立。可悲的是這並非天水圍的個別問題，而是香港整體城巿規劃的問題。記得小學時候家住葵芳 (那時仍未重建)，那時星期六、日會獃在屋中間的空地 (眾大廈圍著的空地，有些樹，整體而言很空曠很大) ，為的是跟經營小販的父母看檔，雖然也幫不了大忙，但叫叫買，開開膠袋把售買的布料、床單、被袋包好也是生活一部份。在空地中央，是滾軸溜冰場，很多同學就在那兒玩 ‘駁龍’ ，一條長龍左穿右插，然後跌散，然後再來，好不熱鬧，亦有同學騎著單車四處遊盪，又或三數個在空地踢球，偶爾把球踢到檔口處，把球拋走也是一種歡樂。看著他們雖心中有點妒忌，但也蠻歡樂親切。
可是回看今天的屋，溜冰場已隨重建而不復見，空地處處是嚴禁踢球與踏單車的牌子，更不堪的是，現在部份新建政府屋苑，竟把籃球場等基本的設施置於商場天台，晚上大概飯後時間便鎖上不開放。現在到屋公園，要不是很年幼的小孩子在家人陪伴下在墊膠的遊樂場玩，或是年紀較大的阿伯在椅處下棋 (亦不全是阿伯，我亦很喜歡到公園下棋的) ，曾是大量年青人流連的公園如今卻不大看見他們的身影，是這些戶外群體活動不再合他們的興趣嗎？是他們真的更情願在家中打機？
我相信，年青人多是精力充沛的，當沒有書讀亦沒有工作時，他們本該有各種方法讓他們尋找樂趣，而這涉及社區設施的規劃方向與實踐。
現在的社區規劃方向是不行的，他在無情的壓縮社區建立的公共空間。尤其當看到很多公屋地下是各式弱勢社群的服務中心，讓人感到政府對弱勢社群的關懷，但回想一會，便發覺在這兒居住的居民竟才是最大的弱勢社群，他們最大的生活選擇也許是獃在家中或到商場消費，縱使有互助委員會，也是百來呎放兩兩椅，在這環境下塑造的就是欠缺社會連繫的 ‘原子人’ 。
如何改變這 ‘去社區化’ 的城巿設計？我想隨了要求政府撥亂正反的建立更開放的社區設施，亦可構思更多有助社區凝聚的方法，例如在每座大廈設立為居民而設的康樂中心，反正現在許多公屋的地下單位也是空著的，只用加上些、椅、燈、風扇便能讓居民享用，除此以外，政府更可將政府部門每數年因更新而 ‘棄置’ 的電腦器材捐給這些中心 (聽聞舊器材是以極低價買給收買佬，一部彩 mon 才十元或廿元) 。至於管理問題，大概越簡單的中心越不用管理，就讓居民們在此閱報、下棋、吹水各適其適；又或由居民自我管理，這可讓互助委員會發揮真正功用。
當隱蔽是一種個人選擇，我們應該尊重，但若隱蔽是社會規劃與制度下無奈的選擇，我們應先改變社會，設立有助社區形成的社區設計。當隱蔽被批評為 ‘不正常’ ，我們更要問我們 '正常' 的 ‘公共生活’ 除了消費到底還剩下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