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安生女士，首先應為妳的當選而慶幸吧！因為相對那只願承認推出二十三條時犯上 “技術錯誤” ，而迴避二十三條立法對人權、公民自由侵犯的葉劉淑儀；妳的當選，意味港人對民主還有一點要求吧！此外，作為前殖民地最高級官僚，在回歸十年參與民主選舉，當中象徵意義也是值得肯定的！
現在的問題是，當方女士被市民推選為立法會議員，而任期才只得八個月，在這短短的任期內，未知方女士將如何推動香港的民主呢？
本人提出以上問題，是建基於一種預期，就是若參看方女士參選的策略，把爭取雙普選作為重點政綱，並強調將把港人意願向北京反映；則今後事態發展的一個可能，就是方女士跟香港的泛民主派一同繼續高舉普選訴求，而中央則繼續其迴避策略，最終是新一輪的各自表述，及至方女士任期屆滿，亦只能悻悻然說北京方面不願對話。這樣的結果是否太可惜呢？
雖然中共中央在香港政制問題上處處設限，可是若方女士真的渴望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發揮更積極推動作用，則著力處還是有的。當中一大方向，便是籍著方女士豐富的行政經驗，帶動香港社會以至整個官僚進一步思考民主。
香港社會需要進一步思考民主，是因為在現代政治，民主的意義，更大程度是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比如洛克式的民主 (若英美模式) ，最大關注是為了對國家機器作出規範，從而保障個人自由不被侵犯；又或盧梭式民主 (若歐陸模式)，最大關注是如何實現共同意志，從而為共同體謀求最大福祉。這兩者在實踐上產生了很大差異，可是卻同時貫穿一種精神，就是思考管治 “governance” 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其意義。
回顧香港回歸十年，香港市民的政治訴求是不斷提高，可是整個管治架構卻承襲了殖民時代的精英主義和官僚習氣。李國章或葉劉式的傲慢與不屑畢竟是少數，更常見的是孫明揚式賴皮，籍 “耍太極” 、 “遊花園” 等技倆敷衍一眾質詢，背後隱藏的是對民主精神的輕鄙與蔑視。可惜是既受限於政治制度，亦受限於民選議員的識見、能力和背景局限，致使就香港管治的民主思考討論強差人意。
方女士，妳跟現任民選議員的一大區別，是曾經當上官僚體系的最高級官員，除了深諳官僚運作，對政策的思考邏輯，官僚文化，禮儀，語言運用，權限拿捏等都瞭如指掌。這樣的背景，使妳擁有大多現任民選議員所欠缺的象徵權力 “symbolic power” ，這使得官員在面對妳的時候，不單是面對一名民選議員，更是一名官僚體制的 “知情者”，很多高級官員的前上司；這使得現任官員們，難以籍不瞭解行政運作，或濫用行政機密等手段，逃避應該面對的監察與質詢，不少官員慣用的賴皮手段，在妳面前也將難以施展。
方女士，妳願以妳獨特的知識背景與威望開展香港民主新一頁嗎？
比如新鮮出爐的兩鐵合併，當中涉及一個權力合法性問題，就是九鐵本是政府全資擁有的，羅湖站的壟斷經營便被一些學者視為變相的 “出入境稅” ，可如今合併，部份收益成為了 “股東收益” ，“出入境稅” 的說法便成為不合理。方女士，作為前任官員，對羅湖站壟斷設計的來龍去脈，高昂收費背後政治背景應是清楚不過的了。妳是否願意把當中設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帶進議會，並帶動社會思考羅湖站的壟斷是否合理。畢竟，每天穿梭兩地，為工作或上學而奔馳的，多是低下階層。累退稅式的收費設計是有違社會公義的！
又比如回歸後興起的 “設限式” 咨詢文化，表面是尊重民意，可實際卻是由政府主導社會議題。例如空氣污染問題，政府引導市民討論停車熄匙問題，但結果是把帶來更嚴重污染的電力公司過度發電問題遮敝。方女士，作為前高官，對政府的咨詢文化自是知之甚詳吧！當中癥結何在？如何能把現有模式轉化得更民主？妳是否能出分力呢？
此外，對於官員問責制，城市規劃，警權濫用等等問題，作為建制的過來人，方女士大概亦有擁有一些獨特的知識和視角，而這些相信可為香港的管治民主化帶來一些衝擊。
在03年的廿三條立法，帶來了香港社會對 “法律合法性” 甚或 “憲制合法性” 的思考，催生了公民黨，可算是香港回歸後對民主思考的一次洗禮；如今方女士進入立法會，是否能帶來新一輪社會對 “管治合法性” 的民主思考？若然的話，這將標誌香港民主的另一進程。方女士，妳願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