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月以來，你方唱罷我登場，中國大戲接踵而至。四月上中旬波及全國的反日風波剛剛收場，台灣兩個反對黨領導人連戰與宋楚瑜又先後而至。
國民黨主席連戰於四月二十六日率先抵達南京，開啟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歷史的新頁。連戰此次到訪大陸，儘管有着台灣島內政黨政治的算計，但是，訪問獲得多數台灣民意的贊同與理解，顯示同大陸的接觸在台灣有着不可忽視的民意基礎。無可置疑，這一訪問將對台灣政治生態產生重大衝擊。
潛藏的雙刃劍
台灣的族群衝突，社會分劃，文化選擇等等社會問題也將因此受到影響甚至發生質的變化。從大陸一方說來，連宋的到訪意味着台海僵局的解凍，意味着統一事業的推進，意味着對以陳水扁為代表的獨派的有力牽制。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無疑有助於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加強。從這一角度看，連宋的大陸之行造成了一種雙贏局面，將此先後兩次旅行分別稱為「和平之旅」和「搭橋之旅」因而並不過分。
不過，相比大陸，國民黨撤離大陸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台灣已是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連宋的大陸行背後代表的雖是台灣在野的反對黨，而不是掌握政權的執政黨，但正是因此，連宋為大陸帶來了民主政治的訊息。
如果說，大陸領導人接待台灣反對黨領導人有着加強中共政治合法性的作用的話，這一舉動同時也無形中開啟了兩黨甚至多黨對話的民主遊戲。目前海內外評論在連宋大陸行問題上存在着不同的解讀，而這正是因為此一事件本身存在着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對於目前處於轉型階段的中國大陸說來，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任何接觸都可能包含着微妙的互動，而對於仍然堅持一黨專制的大陸政權說來，兩岸的任何互動都可能是一把潛藏的雙刃劍。
從反美到反日
無論如何看待國親兩位領導人的大陸行的作用，連宋的訪問是大陸掌權人精心導演的劇目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就在連宋大陸行的前夜，中國大陸各地仍然是如火如荼的反日浪潮。由於歷史的原因，反日情緒在中國民間有着深厚的根源。但是也可以肯定的是，沒有官方的鼓勵和放縱，反日浪潮則無可能以大規模的形式在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如果我們承認中國的反日浪潮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的演出的話，那麽為什麽一邊宣泄仇恨而另一邊又鼓動親情呢？
對於這一提問，也許我們可以回答：台灣屬於中華民族，血濃於水；日本則是兩次對華戰爭的發動者，二者不可同日而語。不同的對象就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實乃歷史之公理。然而歷史上國共兩黨難道不是血肉相殘嗎？對於大和民族難道不應該以玉帛化干戈嗎？現今正在上演的這兩場政治大戲的角色，其實也可以顛倒過來，換成對日親善與對台強硬。那麽導演為什麽選擇了眼前這個劇本？而在這兩場戲之間又有什麽關聯呢？一方面對台灣國親兩黨隆重接待，緩和台海兩岸緊張關係；另一方面，強化中日民間的對立情緒，突出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和現實衝突。這二者之間如果不僅僅是一種巧合，那麽在中日和台海之間權衡何者應該緩和何者應該緊張是否存在某種戰略選擇？
在目前情況下，外界輿論恐怕還無足夠的根據來對這一問題作出回答，但是，如果我們從回顧中國九十年代以來民族主義的走勢出發，也許可以為此提供一個有意義的觀察視角。
九十年代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脫繭而出的時期，以九六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為代表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矛頭主要是針對美國的，而以美國作為攻擊目標的這種民族主義的主要中介就是台灣。九三年中國申辦奧運會失利，九五年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大陸對台發射導彈，九九年美國轟炸中國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等等，美國都首當其衝。
本世紀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隨着中國日漸融入國際社會，並且成為世界輿論公認的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民族主義矛頭漸漸轉向日本。八九年六四慘案之後，同西方其他國家實行的制裁中國的政策相反，日本堅持投資中國的政策不變。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經濟連續強勁增長，美國、歐盟漸成中國強大貿易夥伴。美國似乎已不再是單純阻礙中國統一的禍首，而也可能是台海穩定現狀的維持者。美國與日本在中國民族主義天秤上的此消彼長，同今天的中日衝突凸現與台海多黨對話應該有一定的邏輯聯繫。
恩威並重與尊重規則
值得提出的是，自二○○三年中國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之後，中國民族主義似乎漸漸生長出剛柔並濟的兩翼：由原來的主要單向的排外、仇外的對抗性的民族主義轉變而為以仇日為主要內容的對抗性民族主義與對台灣、東南亞親和、對歐美周旋的「懷柔性」民族主義兩面。今天還沒有落幕的連宋之旅應該屬於典型的懷柔性的民族主義演出。從民族主義發展的本身來說，這是一種微妙變化。從中國目前政治遠遠滯後於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維持對抗與懷柔兩面的民族主義乃是一種甚為理想的政治工具，然而即使僅僅從國際政治層面看問題，在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對抗性的民族主義是沒有出路的；另一方面懷柔也必須以平等互利作為依歸。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已經沒有可能重演歷史上天朝上國對四野蠻荒的恩威並重的懷柔政策。當代的「懷柔」只能是雙向的，是平等對話，是尊重規則。從尊重規則的角度講，由對抗性性的民族主義轉向「懷柔」的民族主義，哪怕僅僅是部分的轉向，也應該是一種進步。不過，當代的規則是普世的，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不是定於一尊的。要尊重規則，就要將建立於對抗之上的機制轉向和平的與對話的機制。這也就是說，要真正駕馭民族主義，還必須面對自身改造的預設。
陳彥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