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辭職，社會忽然趨於平靜。在曾蔭權宣布參加特首補選之前，每日的頭條新聞竟然是車禍和兇殺案，跟之前的平機會事件、維港巨星匯、西九爭論、紅灣半島及維港填海，給人透不過氣的感覺，簡直有天壤之別。沒有董建華的日子，好像有點令人失落！
不過，社會的忽然平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團體和民間社會推動社會議題（agenda setting）的能力不強，影響社會討論的成績不彰。香港是開放社會，政府不能壟斷社會議題，報章的社論、專欄，甚至一封讀者來函，都有可能影響民意。這是香港社會可愛的地方。
但是，要推動社會議題，就必需有適當的公眾形象和具體的資料掌握作為基礎，再加上天時（時間）地利（社會位置和身份），才能夠成事。香港政治團體對於天時地利的掌握是經驗豐富的。但是，在公眾形象和資料掌握方面，卻並不突出。
說到底，目前的政治團體都是等待政府出錯，然後群起攻之，向政府施壓，製造聲勢。一旦政府反應遲鈍，政治團體就更加有機可乘，化身成為民意代言人，突出自己的公眾形象。但是，這是一種非常被動的策略。一旦政府沒有明顯的施政失誤，又或是在出現失誤之後迅速回應和補救，政治團體就黔驢技窮。自從曾蔭權成為署理特首之後，施政失誤似乎減少了。就算一旦出現問題，例如東九龍大塞車，也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向市民道歉，解釋，而且交代補救的措施。看來，這令政治團體有點無計可施。
港大醫學院命名風波
政治團體和民間社會不單缺乏推動社會議題的能力，論述的能力亦有待加強。例如最近香港首富李嘉誠向港大醫學院捐款十億，港大建議將醫學院的名稱加上李嘉誠的名字，遭到港大醫學院舊生聯名反對。最近輿論的發展似乎愈來愈對港大醫學院舊生反對的聲音有所保留。這種情況頗為出人意表。按理，近年社會出現一股厭商的情緒，不少市民憂慮社會出現官商勾結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社會形象不佳的商人插手「崇高」的大學教育的時候，引來質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事件本身並非黑白分明。大學接受社會捐助是世界性趨勢，在受助院校的名稱上加入捐款者名稱，又是已有的做法。大學既然保證學術自由不會受到捐款者的干預，反對的理據就變得薄弱。有舊生指摘港大校長「財迷心竅」，實在是有點自鳴清高，被人譏為「道德萬歲」，和「以滿口道德語言來討論實務」，並非過分。
另一個例子是社福界反對政府強制單親綜援受助人尋找工作。我理解社福界所提出的不少制行細節的問題，例如受助人能否找到政府所要求的時薪四十多元的工作。亦有人質疑，如果綜援受助人出外工作，需要托兒服務，政府是否已經提供足夠的配套措施。但是，政府要求子女年滿六歲的單親綜援家長出外尋找工作，是建基於香港實行強制教育，年滿六歲的小孩已經入讀小學。家長可在子女上學時出外工作。所以，以配套不足為理由反對政府，並不充分。
強制綜援單親工作起爭議
近年社會出現不少對綜援制度是否過於慷慨的質疑，同時不少人強調自力更生的精神，擔心綜援養懶人的情況。對於這些質疑，我個人並不完全認同。但是，社福界應考慮更積極地回應。事實上，一個四人家庭可以得到八千多元的綜援金，實在比很多堅持出外工作所賺取的更多。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市場薪酬過低，而非綜援過高。但是，現實的情況是，社會既不能在短時間在提高市場薪酬水平的話，若繼續堅持目前的綜援水平，就會打擊綜援受助人出外尋找工作的意欲。
社福界又認為強制單親綜援受助人出外工作，是否定照顧家庭的價值。這似乎是轉移了話題。綜合援助金不是家庭服務金，不能混為一談。如果說，社會應為肯定照顧家庭的價值而發放綜援，那麽，政府應該向全港的母親發放，而非少部分人。但是，市民真的要政府用稅款來肯定家庭的價值嗎？說到底，政府強制單親綜援受助人尋找工作，是實踐責任福利（workfare)的原則。但到目前為止，社會對責任福利的討論不多，社福界應該考慮積極介入討論。
政治團體和民間社會要推動社會議題，引導社會討論，並不容易，因為政府擁有壓倒性的資訊和公關優勢。但是，民間社會也有自己的優勢。在一般情況下，當政治團體批評政府的時候，市民通常都會傾向站在它們的一邊，因為市民都有鋤強扶弱的心態，而且都認同政府施政必須接受監察的基本原則。但是，政治團體和民間社會有需要強化推動社會議題和論述的能力。否則，一旦強勢的政府真的建立起來，民間社會的沉默將不一定只是忽然和短暫的。
陳和順 新思維網絡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