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曼德拉和德 克勒克雙雙獲得諾 貝爾和 平獎。 曼德拉在他的 自傳中 這樣形容 他和德 克勒克的關 係：「 基於實際的原因，我從來 不會去打擊德克 勒克先生。因 為如果他 處於弱勢，我 們的協商 進程只會變得脆弱 。要 與敵 人和解，必須與敵 人共事，並 將他視為您 的伙 伴。」
1985年在南非史上好像無關重要：黑人解放運動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領袖曼德拉被關在牢裏已經22年，黑人繼續對種族隔離政策抗爭，國際社會對白人政府繼續制裁，白人卻仍牢牢緊握政權，南非好像已經失去希望。
但這一年，曼德拉被單獨監禁。起初，他為了要與獄中同志隔離而感到失落。但正如過去20多年來一樣，他利用獄中每一個處境去延續黑人解放運動。他猛然發現，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讓他嘗試一個他思考了良久的新策略：與政府坐下來為南非的未來談判。
在曼德拉的自傳《LongWalktoFreedom》(626頁)中他這樣說：
「敵人是強大而決絕。但即使他們擁有槍炮和坦克，他們應意識到自己正在對抗歷史潮流。我們是順應歷史，但卻力量不足，要用武力推翻政府實在遙不可及。雙方如此鬥爭下去只會白白犧性更多生命。政府應該也明白這種處境。這是開展對話的時候了。」
雖然如此，曼德拉明白到對話的困難，因為雙方都視協商為一種軟弱和轉的表現。白人政府視ANC為共產主義恐怖組織，他們絕不與這類顛覆性組織談判，ANC則認為政府是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政權，除非先解禁、釋放政治犯和從城鎮中撤走軍隊，ANC絕不走向談判桌。
曼德拉決定冒險，他寫信要求與政府代表會面，討論雙方談判的可能性。這個決定事前沒有得到ANC領導層的同意，因為曼德拉知道他的想法一定會遭到反對。他說：
「有時作為領袖必須要走在群眾前面，自信在引領一個正確方向。假如這計劃出了岔子，組織可以說我在單獨囚禁的情下，以個人名義作出錯誤的決定，ANC便能置身事外。」(627頁)
從對抗走向談判是南非黑人運動的轉捩點，而要接受此種轉變，最難者莫過於曼德拉本人。ANC早年受到印度聖雄甘地的影響，奉行「非暴力抗爭」，最著名的是她所推動的一連串「抗命運動」(如不遵守「通行證」的規定以爭取人身活動自由)。但1960年沙佩維爾發生警察向示威者背部開槍屠殺67名黑人的事件後，曼德拉便致力組織黑人武裝力量MK，攻擊政府設施和準備打游擊戰。他認為非暴力抗爭只是一種策略而非一種至高無上的原則。如果非暴力抗爭不能令南非政府放棄種族隔離政策，便要考慮武裝鬥爭。對他來說，道德的力量和策略考量同樣重要。因此，當他意認到暴力鬥爭亦不能為南非黑人帶來自由和民主，他必須再次轉變策略。
談判過程是漫長和艱巨的。回過頭來看，能夠成功是近乎奇蹟。由1985年曼德拉寫信給白人政府，到1993年6日3日多黨論壇達成協議於翌年進行不分種族、一人一票選舉立法議會，前後用了8年時間。要展開破冰之旅，雙方其實都各走一步。由於國內衝突不絕，國際社會又加強制裁，白人政府在85年已釋出善意，願意有條件(要ANC放棄武力鬥爭)釋放曼德拉，但遭曼德拉斷然拒絕。為了促成談判，曼德拉便要主動令白人政府釋疑，向政府說明ANC並非受共產黨控制和他們是支持建立有非洲特色的資本主義。但始終雙方因為一個基本問題難以開展談判：政府要求ANC先放下武器才開始談判，而ANC要求政府先取消種族隔離政策才願意放下武器。雙方僵持，衝突繼續。
直至1989年，南非國民黨(NationalParty)內訌，德克勒克(deKlerk)取代博塔(P.W.Botha)成為總統，為談判帶來曙光。表面看來，德克勒克與其他當權者無異，當他出任教育部長時，他致力阻止黑人學生進入白人大學。但自從他出任黨主席後，曼德拉細心留意他的講話並判斷德克勒克是一個實務(pragmatist)而非滿腦子意識形態的人。特別當杜圖主教(BishopTutu)帶領群眾上街抗議濫用警權而沒有遭到政府鎮壓，曼德拉更意識到正身處變局，必須爭取開展談判。
曼德拉與政府的秘密談判委員會多次私底下接觸，最終政府決定釋放包括曼德拉在內的所有政治犯，但正式的談判仍然沒法展開。一方面ANC仍然有激進力量認為要繼續以鬥爭方式推翻政府，另一方面白人政府亦擔心一旦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和實行平等普及的選舉，黑人會以多數力量欺壓白人。德克勒克希望的一種讓白人有否決權(minorityveto)的共治模式，而非一種黑人的多數統治(majorityrule)。部分的白人對德克勒克的改革路線持激烈反對態度，不惜一切想阻撓談判。
打破這種僵局的是ANC一位元老JoeSlovo，他主張ANC暫停武力鬥爭以創造一個協商的氛圍，並且要向德克勒克的支持者證明德的改革路線會帶來更安全和諧的社會。曼德拉最終接納了他的建議，要鞏固而非摧德克勒克的統治基礎，用短暫的妥協換取良性互動，正式談判終於打開。但談判過程並不順利，政府堅持少數白人要在未來的制度裏有否決權，令談判難有進展；另一方面，政府內一些右翼勢力在背後縱容黑人間部族衝突，令ANC支持者死傷枕藉。談判陷入崩潰邊沿，ANC支持者要求再次拿起槍支，但曼德拉相信武裝鬥爭的目的是迫使政府談判，既然雙方已走上談判桌，便不應隨便走回頭路。他主張以群眾運動向政府施壓，但政府卻提出警告：如果群眾運動令他們難於管治，政府只有回復過往的高壓政策。
最黑暗的剎那可能是黎明的前夕。在一連串衝突和人命傷亡後，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在1992年9月26日終於坐下來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RecordofUnderstanding)，政府承諾採取步驟防止部族的流血衝突和願意接受一個民選的議會。另一方面，JoeSlovo再次發揮他突破僵局的能力，提出一個團結全國的過渡政府安排(1994-1999)，容許任何在議會選舉中取得5%議席的政黨可加入政府內閣參與共治(power-sharing)，此外特赦舊政權的警政人員和保證公務員順利過渡。在雙方各退一步情下，談判終於圓滿結束，南非從此走上自由民之路。
1993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雙雙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曼德拉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形容他和德克勒克的關係：
「基於實際的原因，我從來不會去打擊德克勒克先生。因為如果他處於弱勢，我們的協商進程只會變得脆弱。要與敵人和解，必須與敵人共事，並將他視為您的伙伴。」(734-5頁)
我一直很欣賞南非的民主化經驗。該國種族仇恨之深足可引向無盡的流血衝突或者國家分裂之路，但因為反對運動鍥而不捨向政府施壓、曼德拉的道德力量和策略思維、JoeSlo-vo的折衷能力、德克勒克對時代發展的觸覺，令最不可能的夢想———以和平方式建立南非民主———成為事實。如果南非可以，其他同文同種的社會，就更沒有藉口不能以和平對話的方式發展民主。
香港在政改拉倒之後，政治改革的動力在不斷消散。民主派在總結經驗的同時，不妨參考曼德拉成功之道：●緊靠群眾卻不為群眾綑綁；●審時度勢，轉換策略，既能鬥爭，亦能談判；●在反對力量中建立聯盟，在建制內亦尋找合作伙伴；●建制內的實務主義者足以推動改革，毋須強求對方對民主有同等信念；●採取步驟鞏固建制內的改革派，孤立體制內外的極端力量等。
中央和特區政府亦應向德克勒克學習，認清歷史發展的方向。胡錦濤主席說沒有民主便沒有現代化，但連小小的香港都沒氣量開放民主，中國是否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呢？
陳健民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