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9 (三)
近日看了一本由Nicole Constable寫的、叫<<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Filipina Workers>> 的書，載有數個女傭的經歷，頗能反映大部分女傭在現今的權力結構下的(可能的)遭遇。該書成於1997年，雖說和現在相距八年之久，但由於有關女傭的法例，以及香港的社會結構並沒有多大改變，所以該書在今天仍十分有參考價值。現翻譯部分故事，供各位參考。用大括號{}括著的內容是我加的。
第181頁
Dally
Dally是一個23歲的開朗的人。我最初是在the mission{就是The Mission for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我工作的地方}碰到她，後來我在她暫住的庇護所訪問她。當我問她我能否開著錄音機並開始訪問時，她表現出害羞和緊張的樣子。「我來港是為了幫忙解決父母的經濟問題，同時我也想賺些錢給自己用。」她開始說道。「我在菲律賓完成了學院課程(college)。我讀的是教育。我在香港只有一個表親。她幫我逃離僱主的家。」她緊張地傻笑著，並停了說話。一個名叫Rosa、也是住在該庇護所的四十出頭的家庭傭工插嘴了。「她很緊張啊，姊妹!關掉它吧!」她指著錄音機。Rosa按著拿給我一封Dally正在寫的、預備遞給勞工署及入境處的信。Dally建議我不如大聲讀出該信，再用錄音機記下。我開始去讀：
「來港日期：1993年4月；開始工作日期：1993年4月2日；僱傭結束日：1993年9 月1日；合約列明之薪酬：港幣3200元。 」
「你有收到薪金嗎﹖」我問。
「只有其中兩個月的薪金呀，姊妹。」Dally答。
我繼續讀該封信：
「我由Pangasinan來港作古太太的家庭傭工。那家庭共有五名成員，分別是一對夫妻，兩個小孩及一個老婦人(古太太的母親)。由於這是我首次來港，我希望能發揮我全部能力去做好該份工作，並完成兩年的合約期。她在我來到她家的第一天，指示了我要做什麼。我每天5時半起身，六時開始工作。所有衣服都由我手洗。我會整理毛巾和床單，預備把它們放進洗衣機洗，但…他們不喜歡…我去使用洗衣機。所以我不知道怎去用它。我平時大約在晚上10時半至11時半完成工作，然之後我便去睡。有時如果有很多工作，我要12時才可以睡。對了，我還要洗車。從我在那兒工作開始，每當他們外出，他們都會把我鎖在廚房。」
我暫停一下，並抬頭望向Dally。她在顫抖著。「他們鎖你在屋內﹖」我問。
「對，姊妹。一開始已是那樣。但是我不能投訴。」
Rosa插嘴道：「中國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Dally開始說：「最初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始終他們還未認識我。我當時想，如果他們更認識我，以及我勤力去工作的話，他們就會停止這樣對我。我以為他們只會在一段短時間內這樣對我，然而他們是每一次都這樣做。」
「你是他們第一個家庭傭工嗎﹖」
「不是呀，姊妹。已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工人被解僱了。只有一個人能完成兩年的合約。」
「而她是痴線的!」Rosa插嘴道。
對話停止了，我繼續高聲讀那封信：
「所以我每天都要趕忙的工作，因為他們每天都很早就離家。所以在那兒我就像囚犯。」
「你整天都在廚房內﹖」我問。她點頭。「你在那兒整天，會做些甚麼﹖」「有很多、很多東西要洗。食具啊，其他要洗的東西都放在那兒呢。我每天都要洗他們的拖鞋、睡衣及其他衣服。就算他們有把部分東西放進洗衣機，仍然有太多的東西要手洗。只有床單和毛巾是機洗的。」
「在白天時，那老婦人在家嗎﹖」我問。
「是啊，姊妹，但她會帶她的孫女上學…而她每次出門，都會把門鎖上。」
該封信繼續寫道：
「我在那兒的第一個月，僱主並沒有給我任何假期；所以我等待。雖然我已盡力嘗試去當一個好傭工，但是我注意到那老僱主的要求很嚴格，並時常喝罵我。無論我做甚麼她都向我發怒。試問我怎能專心工作呢﹖
上一個五月，當我僱主發薪時，她從中扣掉了500元港幣，作為一對筷子的賠償。我沒有拿到收據，因為她不想給我。」
「一對筷子值那麼多﹖它們是金造的嗎﹖」我開玩笑地問。
「不是啊，姊妹。那是象牙筷子。她說她不是從—那叫甚麼，街市﹖—而是從一家高級商舖買的。」
「你把它們弄斷了嗎﹖」我問。
「不，姊妹，我不知啊。或許我不小心{在飯後﹖}把它們包起並棄掉了吧。」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