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近發生了一些相當大規模的反日遊行，它們表達了對日本方面的惡劣言行的義憤，同時實際上也對中國人自己提出了幾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基本問題。
中日關係有4個主要領域：經濟互相依賴、歷史問題、外交關係、戰略競爭和對立。這4個領域是互相聯繫的，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錯誤甚至惡劣態度當然會影響所有其他3個領域，即會損害經濟關係，損害外交關係，加劇戰略競爭和對立。然而與此同時，按照常理和起碼的政治或戰略思維，這4個領域不應當像某些公眾予以對待的那樣，過分地，甚至壓倒性地互相關聯或互相「合併」。
也就是說，對待經濟關係應當基本上用經濟方式，即維護互利的經濟互相依賴，對待歷史問題應當基本上恰如其分地用道義和政治方式，對待外交關係應當基本上用外交方式，而對待戰略競爭和對立則應當基本上用戰略性質的眼光和思維指導下的戰略方式。如果一概地用歷史問題上的道義方式對待其他領域的關係或問題，就不符合政治或戰略常理。另外，道義方式不但指抒發應有的道義義憤，也同樣指道義判斷和道義義憤表達方面應有的道義分寸。不講分寸的道義並非健全的道義。
還有，反日遊行和其他反日言行應當針對的是誰？是日本極右翼或者日本極右翼加日本政府？還是日本民族？目前應有的一個答案非常明顯，即不應當是日本民族。
日本極右翼近年來影響在顯著增長，人數或許也在顯著增長，但畢竟至今在日本國內只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日本政府近年來愈益右傾化，同極右翼之間的距離愈益縮短，多次在中日爭端問題上採取惡化局勢的單方面行動，但它目前與日本極右翼還有一些重要差別。
日本極右翼 只是極少數
至於日本大多數公眾，雖然近年來也有右傾化和民族主義化的明顯變化，但是例如極右翼教科書在日本得到採用的比例迄今為止不足1%的事實說明，大多數公眾仍然遠未接受與合理正當的歷史觀完全對立和衝突的日本極右翼歷史觀；他們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仍然只是處於一個矛盾和困惑的「過渡期」或變化期，走到右翼極端遠不已經是必不可免的。
中國政府和中國公眾必須努力，通過合情合理的、能夠吸引多數人心的方式，盡中國所能參與阻止日本多數公眾改信日本右翼歷史觀和政治觀，並且盡中國所能參與阻止日本公眾經久地形成一種新的「中國意象」──「一個迅速強大的但對日本滿懷敵意的中國」，參與阻止他們由此改變他們對一系列安全問題的基本觀念。
中國遠非一定能夠爭取到想爭取的狀况，但這完全不等於毋須非常認真地嘗試爭取。我們至少要很認真地嘗試，並且最好要盡我們的最大程度努力。我們的這種努力與對日本極右翼和日本政府的惡劣行徑進行的鬥爭一樣，是參與決定日本國家方向與其未來狀况的一類重要因素，是對中國安全環境和根本利益負責的一類重要表現。
有學者說反日遊行「是正常民意的表達」。這話頗大程度上是對的，但對其正確性仍然應當打一個折扣。民意(或者像盧梭所說的「公意」)嚴格地說是全體人民的理性意志，不等於部分人口的「大眾激情」。政府是國家利益的受託者和首要負責者，而不是此種「大眾激情」的單純呼應者。而且，政治倫理從根本上說是從政治後果(就國家總體利益而言的政治後果)估量出發，並不等同於普通的道義情感。對公眾的正確呼應和引導既取決於政治才能，也取決於戰略意識和負責精神。
時殷弘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明報
2005-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