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心撰文批評反對性傾向歧視法的人（〈誰騎劫誰？〉，《時代論壇》二○○五年七月三日），他引用我的一段話：「平等人權等同要制訂反歧視法例嗎？這推論甚有漏洞，不然所有曾受歧視的人（如胖子、醜八怪、口吃、口臭者、有臭狐、低IQ者、低EQ者、「煙民」、嫖客）皆要立法保障，這事實上不可能，故此人權並不足以支持反歧視法例。」明心認為「以如此排斥的論調回應性傾向歧視，令作為基督徒的我感到羞愧。」我卻認為以這種論調回應反對性傾向歧視法的人，是相當誤導性的。
用理性的態度討論性傾向歧視法
明心的回應令我大惑不解，我以上一段話的目的是釐清性傾向歧視法的性質，很多人說：「受反歧視法保護是同志的人權。」若這說法成立，所有反對「性傾向歧視法」者就可標籤為反人權、歧視別人的人，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參《是非曲直》新版第四章中詳細的討論）。若明心明白我的論證後不同意，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指出我論證的漏洞，他沒有這樣做，反而只是用感性的方式暗示反對立法的人有違「褔音與仁愛」的精神，直斥我的說法是「排斥」性和使人「羞愧」的。
我最近開始習慣別人的人身攻擊，但我不認為以牙還牙是好的辦法。我不會說支持性傾向歧視法的人必然在態度上是惡意排斥傳統教會、不認同同性戀的市民和反對立法的信徒，更不會說他們會令我羞愧，我認為性傾向歧視法是複雜的問題，有些支持的人的確是出於良好動機，我只是認為他們的論據不大成立。我希望雙方陣營用理性、和平的態度，集中討論立法的正反論據，避免人格上的互相攻訐。
或許有些人認為我用「醜八怪、低IQ者」等字眼已證明我在排斥那些人，這實在是雞蛋裡挑骨頭，我只是用那些字眼生動地指出社會中還有其他被歧視的組別，我從來不會罵別人是「醜八怪」，但不幸的是有些人會因樣貌受歧視，我的問題是，若「受反歧視法保護是人權」，那因樣貌受歧視的人也有人權，所以我們也應成立「樣貌歧視法」，如此類推，直至無窮。我不認為這可行，若有人不同意，要提出一無所不包的「反歧視法」，我倒也不一定反對，但一定也要把「同性戀異見歧視法」放進去，保護不認同同性戀的市民的「人權」。
姓氏歧視法
「性傾向歧視法是特殊保護」這概念，仍有很多人不明白，我嘗試用「姓氏歧視」的例子去解釋（因為一談到同性戀者，我們就很容易情緒激動，而且他們作為弱勢群體的形象已相當深刻了）。假設現在有數十個姓李的人到平機會投訴，說他們因為他們姓李而被歧視，假設這些投訴都是真實的，因為社會的確有些人因為曾在某些姓李的人手上吃大虧，所以仇視姓李的人。這裡真的有些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然而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我們合理的回應是甚麼呢？是否就應制訂一條「李氏歧視法」呢？
首先，我們要注意若這法例存在，那些被歧視的李氏人的確會多了一些保護，但法例所保護的是整個姓李的社群，那我們就不得不問這樣做是否公平？因為若用特別的法例保護那些本來就不需要特別保護的人，那他們只會如虎添翼，較沒有那種保護的人有額外的優勢。（若李氏歧視法存在，任何要解傭姓李的人都要加倍小心和投鼠忌器。）我們又假設整體而言，李氏族群的經濟條件等其實比一般人更好：他們的平均收入比全港人口的平均收入高40%（也不要提李氏中有不少億萬富豪），他們有60%是大學畢業生，而總人口中只有20%是大學畢業生。在這種情況下為李氏立歧視法對嗎？一般人豈不會質問，他們情況已比一般人好了，為何還要給他們特別保護？那豈不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這樣並不公平。
其他人也會追問，為何其他姓氏就沒有歧視法保護？難道姓黃、姓關的就不會被歧視嗎？單單為李氏立法豈不是對其他姓氏不公平？所以縱使其他姓氏受歧視的情況不嚴重，他們也會要求有同樣的法例，因此，似乎要立一條普遍的姓氏歧視法，令所有因著姓氏受歧視的人都受保護。然而爭議不會停在那裡，因其他原因受歧視的人又如何？我們要立多少條歧視法才算公正呢？有些人認為這不是問題，總之看情況一條一條制訂就好了，但問題不是這樣簡單，若歧視法的數目愈來愈多，不被歧視法保護的「非弱勢群體」到頭來反而可能成為「弱勢群體」，並受到逆向歧視。假設現在除了現時三條歧視法外，還制訂了種族歧視法、性傾向歧視法和李氏歧視法，又假設一間公司因著業務不佳被逼裁員，現在有六位工作表現相若的員工，一位是長期病患者，一位是同性戀者，一位是印巴藉人士，一位是姓李的，一位是正在懷孕的女士，這五位都受法例保護，但最後一位是姓黃的男士，他是身體健康的華裔異性戀者，這位「普通人」卻沒有歧視法保障。若六人中必定要裁減一個，你認為老闆會選哪一個開刀呢？
性傾向歧視法是特殊保護
以上比喻當然不是完全與性傾向歧視法對應，但類似的地方也不難看出。關注和解決不公平當然是應該的，但不是每個方法都是好的辦法，因為可能產生新的不公平和不良的副作用。我們要以法例為某群體提供特殊保護時，應要建基於清晰、嚴謹和公平的標準，和提供充足的理據。我希望提倡性傾向歧視法的人多點探討這些問題。因為你要求政府為這個組別立法，其他組別（不同性傾向和性喜好）也會問政府為何又不替他們立法，若政府不能為所有組別立法，又不能對那些質詢的組別提供原則性和有根據的答案，那對他們公平嗎？不少支持性傾向歧視法的人的論述，仿似把射燈獨獨照在受無理解僱的同性戀者和無良僱主身上，而他們以外的社會多元利益組別（除了某幾個典型的弱勢社群外）則隱形在一片漆黑之中。性傾向歧視法應可在某些情況糾正一些權力不平衡，然而作為一條有普遍性和強制性的法例，它會影響各方面的權力關係。
我作老師的時候有一年負責收中六生，有一些會考生拿不到學校訂的最低分數，但我看她相當可憐，於是建議破格收她，我當時認為規則是為人而設的，且認為扶助這位「弱勢學生」和「被教育制度歧視的受害者」是大原則，所以相當肯定我的建議是合情合理的。怎料到一位較資深的老師的一個問題就使我啞口無言：「關sir，我可以理解你的建議，但我們的名額有限，假設我們收了這幾位不夠分數的同學，然後名額滿了之後有一位夠分數或高分數的同學來報讀中六，那時我們不能為他提供學位，豈不是對他不公平嗎？」
事實上我上面的質疑也有一定理據的，參考西方的數據，同性戀者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在西方其實高於一般人，根據Simmons Market Research Bureau （with the U.S. Census Bureau）的近期調查，同志的每年家庭收入為55,430美元，而一般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32,144美元。同志中有大學學位的比例較一般人高三倍（59.6%：18%），他們有專業資格或任職管理階層的比例較一般人亦高三倍（49%：15.9%）。我不清楚香港的情況，但最少以下一些引句和「香港同性戀者大多在經濟上屬於低下層」的說法並不吻合：「活躍的同志社群大部分屬高收入社群，沒有家庭子女負擔，屬高消費一族，杜聰相信，要是香港舉辦一個精彩的嘉年華，引來海外同志參與，這群屬DINK（Double Income No Kid）一族的遊客，雙薪無孩，定必刺激香港旅遊經濟 。」(〈同志破障上街〉，《明報》，二○○三年二月廿七日。) 此外，「據黎頌強及其他同志社區領袖指出，在香港，基於性傾向的就業歧視情況不算嚴重」。(《尊重不同性傾向人士教材套》，由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和基恩之家製作，民政事務處贊助，一九九九，頁28。)
結語
明心認為民主「應尊重多元及保障少數人的權利」，而反對性傾向歧視法的人的問題是「對民主及人權的理解不清晰」，首先，不得不指出不認同同性戀的人，和不認同今年民陣處理七一遊行手法的人也是多元中的一元，也可能是社會中的少數，我希望明心言行一致，也尊重這些人，及提倡立法保護他們的權利。此外，我們正正因為同意「應尊重多元及保障少數人的權利」，才反對立法，因為現今社會同時存在贊成和反對同性戀的意見和組織，若制訂性傾向歧視法，就代表政府偏向贊成一方，長遠的效果會打壓反對一方，這是社會良心的強制統一化，是把對同性戀的多元立場壓縮為一元：只可贊成，不可反對。最後，我們都同意保障少數人的權利，現在的分歧只是用怎樣的方法。反對立法者認為現今的法例已沒有針對同性戀者，已保障他們和其他少數人的權益，並沒有需要和充足的理據特別立法，若為同性戀者特別立法，這更會危害不認同同性戀者的權益。總而言之，似乎明心對民主和人權的理解是流於片面的，支持民主和人權理念的人，不必然支持性傾向歧視法。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8.7.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