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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香港不少人，特別是社運界人仕，都說要批判新自由主義，不過批判完新自由主義之後，應得出甚麼結論，卻甚少有人提出正面意見或主張。中大教授郎咸平，最近提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其結論是 “紀律是強國之本” ，是對拿破崙、卑斯麥的稱許。他說普通法很好，但中國人學不來，香港自英國人離開，也帶走了可以貫徹實行普通法的條件。他反對商人治港，但他一樣反對香港發展民主制度……..在批判過新自由主義學派之後，郎咸平也一連發表了幾篇文章，稱他的主張為 “新法治主義”，也引起了全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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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提法治主義欲為國有企業改革開藥方2004-12-13
繼數月前質疑海爾產權改革“有侵吞國有資產之嫌”後，12月11日，郎咸平首次對海爾被青島國資委監管一事表明態度。
與以往不同，此次郎咸平沒有將話題局限在海爾被監管一事上，而力圖在更大的範圍內思考中國的產權改革與經濟發展。他與本報記者談得最多的是他為國企改革開出的一劑藥方──“新法治主義”。
“新法治主義”
“我國未來的產權改革和經濟走向，必須以‘新法治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思潮，”郎咸平說，“新法治主義的含義是要確立以民為本的法治化改革方向，以法治來規範每個社會群體，從而讓每個群體在共同的遊戲規則下發揮其創造力。”
“中國改革開放20年，經濟上真正的主導思想是所謂‘新自由主義學派’提出的觀點，如民營經濟、自由民主、小政府等。”郎咸平說，“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來自美國，我們不能說它錯，但它只是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當前中國的產權改革和經濟政策的推行，簡單照搬“新自由主義”是非常危險的。
郎咸平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是以權力建立的平均主義，限制了民眾的創造力。改革開放徹底打破了這種絕對平等，但因法治框架不健全，致使不少人幾乎是在無法可依的狀況下隨意追求財富。由於規範的遊戲規則、法治結構沒有建立起來，很多個人在追求財富的同時必然會侵害到他人的利益。
郎咸平說，中國的股市和產權改革最具代表性。“上市公司可以無所顧忌地圈錢而無嚴刑峻法的懲處，國企老總也可不顧全體員工多年辛苦，在MBO這種‘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條件’之下，侵吞國有財產。”
“中國應該建立這樣的遊戲規則，使每一個經濟個體都能在法治化的規範下運作，而不會侵害他人利益。”郎咸平認為，世界各國法治化的建設都不能離開政府的推動，“比如19世紀法國拿破侖建立的第一套大陸法系法典、美國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以及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這些法的形成都離不開政府的推動。”
“目前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呼籲限制政府權力是一種錯誤的跳躍性思維，也是‘新自由主義學派’極力提倡的。”郎咸平說，“在法治化還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將給老百姓帶來可怕的劫難。‘新法治主義’應該是中國未來產權改革、經濟思想的主流。”
“青島國資委應該透明”
“即使它現在是一個集體所有制企業，那麼一個原來純國有制的公司，為什麼現在變成集體所有制？這個轉型過程我相信社會大眾也希望知道。”對海爾曲線 MBO、併被青島國資委監管一事，郎咸平說，“今天的問題不是簡單叫我閉嘴的問題，而是國資委公信力問題。我所質疑的重點，是海爾如何從國有制轉變成集體所有制，整個過程是怎麼回事；第二是青島國資委面對媒體質疑的時候，不應該含糊不清，整個決策過程應該透明。”
此前郎咸平曾質疑，青島海爾通過內部運作實現MBO，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但海爾及青島國資委方面一直沒有正面回應。
“青島國資委和海爾應該最清楚，因為整個過程都是他們在運作。不願意面對質疑，不公開披露，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這是最讓人們詬病的現象。”郎說。
“對海爾的事情我該講的都講完了，我把皮球踢給了青島國資委，讓他們處理。如果還含糊不清，我只能表示失望。”郎咸平說，“如果所有產權改革都是這種含糊不清的方法，社會大眾不會接受，更多各種謠言會出來，更多對政府的質疑會出來。”“保護香港股市”
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郎咸平對近年在香港上市的內地民企的問題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他指出，像楊斌、周正毅這樣的事件，股價開始被炒得極高，然後又跌得一塌糊塗，“這是對香港這個與國際接軌的股市、股民的掠奪。”
對創維事件，郎咸平介紹說，以前內地在港上市公司出現問題，全部由內地政府通過法律手段抓獲主犯。這次創維事件則是由香港本地監管當局廉政公署辦案，按照法治程序，所以很有意義。
“我們保護香港股市應該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小心，”郎咸平說，“香港股市是與國際接軌程度最好的一個市場，我們不應看到這個市場被破壞。擁有香港股市使我們擁有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據瞭解，內地已有160多家企業在香港上市，43家在香港上市的國有企業今年上半年總利潤突破10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0%，超過市場預期。
郎咸平同時指出，這次廉政公署的舉動只是一次例外，並不是香港股市今後監管的主流。因為廉政公署的監管對象不是股市，股市監管的主體是證監會。
eNet硅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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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催生新法治主義思維
2004-12-17
近期一份亞洲出版的周刊（簡稱《周刊》）封面文章以「知識界面對寒冬——北京突批判公共知識分子及新自由主義」為題，感覺上似乎又是一場批判學術思想的開始。《周刊》對公共知識分子以及新自由主義抱有極大的同情心理，認為這才是思想界的主流。
事實上，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主導思想就是新自由主義。我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盤西化的思維誤導了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對銀行改革不就是這種心態嗎？銀行出了問題就立刻改制上市，改變產權結構。如果上市改變產權結構就能解決問題，那美國在八十年代就不會倒閉了那麼多銀行了。因此我認為內地各界（包括本人）對這個學派提出專業的批評正是學術開放的信號，而不是寒冬來臨。
學術批判 應該加強
我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致電《周刊》總編輯，指出我是這場批判的主要參與者，我認為這篇報道的角度有問題，沒有清楚地反映這場爭論的主題，因此我要求《周刊》針對此事件對我做個專訪。總編當然也想了解事件的本質經過，因此立刻慨允對我做個專訪。我在此表示感謝。
根據《周刊》的說法，我也曾被九月八日的內地一本周刊列為「影響中國知識分子五十人」，似乎我也是被點名批判的一員。我必須就此事作個表白，該周刊及我從來沒有因為這個排名而受到任何官方的關切。但是隨後一些民間人士也紛紛開列其他包括劉曉波、余杰、王丹等等所謂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才是官方關切的重點。
至於香港媒體報道中國政府逮捕了劉曉波以及余杰一事，似乎印證了寒冬的到來，但這兩位學者已經在約談後立刻釋放了。事實上，經由我所挑起的產權改革大討論，與其他學者互動的經驗看來，我深切感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危機是很多所謂的政治經濟學專家、學者，基本上都是專業不行，對事物的看法一知半解，總認為引進西方的民主、自由、民營經濟和小政府就能使得國家富強。這種膚淺的思維，就是公共知識分子及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思維。所以我認為對這種思維的批判，不但應該而且需要加強。
另外《周刊》大張旗鼓報道北京批判「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新聞，我認為《周刊》這方面的報道，似乎有意把「新自由主義學派」當成改革開放唯一的希望，而認為反對新自由主義就是表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一旦從實用主義指導下的銳意改革，走向相對保守的偏左路線，就可能導致中國的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一系列潛伏的社會矛盾將在經濟停滯時爆發，並迅速引起中國社會的權力解體」。《周刊》這個結論，是我所不認同的。
討論開放 勿政治化
當然我沒有必要在《東方日報》就某一雜誌的文章提出不同看法，但是《周刊》對知識分子有影響力，一個偏差的說法可能會導致一個全面的誤解，而有礙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由於我正在參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我認為這只是一個學術討論，媒體沒有必要對此小題大做。媒體不是希望不同學術觀點都可以提出討論嗎？
而且我個人認為「新自由主義學派」誤導了中國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不同觀點的人，包括官方、我本人在內，都有責任和義務對其提出批評。我認為這種討論是正常的，而且也是開放的，外界不必賦予太多的政治含義。
20 年誤導 改革迷途
我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按照一般推論，應該是最贊成「新自由主義學派」思維的，可我也是中國非官方專家學者中，第一個反對「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人。我和中國官方針對此問題沒有任何聯繫，我只是從多年的學術修為，認清了「新自由主義學派」才是真正造成社會動亂的根源，我的看法以「新自由主義學派批判」為題，已在《東方日報》和《太陽報》全文連載刊出。
據《周刊》報道，2004 年6 月中國社科院科研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舉行「新自由主義評析」出版座談會。當時參與其中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認為，近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大事鼓吹私有化，誤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企圖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且該主義在拉美國家和俄羅斯遭到嚴重失敗，給人民帶來慘痛災難。原北大校長吳樹青認為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惡浪，就是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明證。我還是比較認同這個說法的。
8 月28 日我在北京召開了一場記者會，會上我明確地對「新自由主義學派」開了第一炮。我認為，這個學說誤導了中國二十年的改革開放。由於我在產權改革學術上的影響力，逐漸引起各界注意。2004 年11 月9 日內地報章一篇題為「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長文，我覺得其中論據是正確的，只是他們半官方的角色，使得他們的說服力大打折扣。
2004 年12 月13 日我在北京提出了以「新法治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甚麼是新法治主義呢？此後我想以訪談形式臚列我的看法。
（新法治主義思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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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政府建民本法治社會2004-12-21
這場爭論帶給我們民族的，不是爭論本身，而是如何構思一個真正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治國理念。這是這次產權改革爭論的根本。國有企業改革只是國家發展課題的小部分而已。
但是這次暴露的危機，我認為中國整個指導思想是錯誤的。以新自由主義學派為首的指導思想是危險的，我從根本上反對目前的產權改革。
不是反對改革，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學派提出來的向西方靠攏的教條主義思想。我倡議以新法治主義來主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
精英政府，是要以民為本
我認為，精英政府才有法治——新法治主義，我主張的精英政府是以民為本的政府，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討好利益集團。
下面對話「問」代表問者，「郎」代表本人。
問：你反對主導我國產權改革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你似乎說過主張大政府主義。
郎：所謂大政府主義，我並沒有在很多場合作更多發言，因為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再惹出更多的麻煩和誤會。
你以為我們目前的主流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學派，他們講的民營經濟、自由、民主、選舉、議會、小政府，會把中國帶到富強之地嗎？這些理論是對美國或歐洲政治體制膚淺的看法，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義學派最危險的地方。
沒有法治，民主帶來操縱政府
如果這些能把中國帶到富強之地的話，請你看看菲律賓。它曾是美國的殖民地，複製了美國所有制度，包括議會、選舉、民營經濟、民選政府，最後這個上世紀五十年代亞洲的超級強權，它的女人要到別的國家作女傭。為甚麼？因為政府在還沒有完成法治化之前，就極早地退出了市場。結果造成官商勾結，席捲全國財富。
政府為甚麼這麼重要？因為政府是建立法治化的唯一來源，法治化通過民營企業家、社會大眾或者學者來建立，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政府才有法治。
美國的法治是甚麼時候建立的？1890 年哈里森總統搞了反托拉斯法，直到1932 年完成了證券交易法，整個法制建設是在美國大政府時期完成的。
當建立好一個良好的法治後，社會的經濟個體都能按照遊戲規則來進行遊戲，不會侵害到別人利益，也就是說，上市公司做好上市公司，不要侵害中小股民，該做甚麼就做甚麼。這個時候，政府才能退出，中產階級才能被建立起來。政府過早退出，帶給國家的絕對是悲劇不是喜劇。
民主是要循序漸進的。沒有法治，沒有規則，民主帶來的是甚麼？就是操縱政府。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這些國家不都是這樣嗎？
憑政府力量，建民本法治社會
你要選舉，要錢啊！錢從哪來？必須從企業家那裏來。他給你錢選總統，選上總統以後選總理，他在幕後操縱，就是這麼簡單。
辛亥革命有一百多年了，中國一直在追求一個錯誤的方向——民主和議會選舉。如果從那時開始，我們致力建立法治化社會，由政府的力量來推動法治化，像德國、法國一樣，今天的中國早就是一個超級強國，早就不需要走這麼多彎路了。所以，我反對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理念，認為是誤國誤民。
中國未來的思想指導，主流必定是我所提出的新法治主義。
所謂新法治主義，就是以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民為本的法治化社會，給社會每個參與者包括政府一個法治化的規範。
完成法治化，大政府就可退出
問：你的終極目標還是不反對實現民主。
郎：當然不反對，因為我自己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
我跟別人的不同在於，我透徹了解世界歷史，徹底了解甚麼叫民主。我希望以民為本，以老百姓來考量國家。任何低度開發國家過早進行民主化、自由化，都沒有成功的。
問：一旦建立精英政府，就能保證民主的實現嗎？
郎：大或強權政府不一定會推動法治化建設，而這也是為何我用精英政府這個名詞，不追求法治的政府不叫精英政府。
精英政府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遊戲規則了，在股票市場上就不存在剝削了。像美國那樣，每個人都被規範不應該侵犯別人的利益。
這個時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為甚麼美國是小政府，因為美國大政府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建立了法治化。我們還沒有建立法治化，怎麼能跳到小政府呢？
（新法治主義思維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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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強國必由之路2004-12-22
問：那你如何解釋蘇聯和文革的中國，也是大而強權政府，卻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呢？
郎：這是一個好的問題。當時的政府不是我心目中的精英政府。當時的強權是人治的強權，扼殺了每個人的創造力，是齊頭的平等，而不是足底的平等。每個人80塊一個月，每個人都沒有創造力，任何經濟個體都沒有辦法發揮自己最大的才華創造財富。
我們改革開放以後，把枷鎖拿掉了，但走向另一個極端，個人完全發揮創造力，沒有法治，所以我們要回到中間。每個人的創造力必須受限於法治化的環境，要在法治化規定的角色况盡量發揮，不能侵犯到別人，這是我理想中的狀態。我絕對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時代，那樣理解是錯誤的。
沒有法治，控制權力就控制財富
我主張的法治是以民為本的法治，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討好利益集團，像這次產權改革，要的是增進全民福利，提高國家財富。以民為本的法治化建設必須由政府來推動，如果牽扯到了利益團體，一定是不公平的，會造成社會動盪。精英政府是以民為本的政府，這樣才能主導一個中立的法律，以大眾利益為準，這是一個原則。
問：那五千年來中國的大政府呢？
郎：那是人治。全世界法治化是從19世紀開始，法治化是任何一個強國必須要走的道路。沒有法治化建設，誰控制了權力，誰就控制了財富。
不經法治建設，怎麼能導向正統
今天為甚麼有很嚴重的官商勾結現象：誰跟權力接近，誰就能獲得比別人更早一步的致富機會，這是公平現象嗎？現在的產權改革是公平的嗎？做了國企老總，實現了管理層收購（MBO），你就致富了，這是公平的嗎？
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一直去不掉的民族悲劇，所以我們這一代人任務太重要了，要拋開這個歷史悲劇前行，和國際接軌，推動國家進入法治時代，為下一代着想。這是階段性的問題，歷史已經證明，甚麼事情都要循序漸進，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問：在這次產權改革爭論開始時，你並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郎：對，一開始並沒有提到，我認為太早了。但現在我發現社會大眾已經有足夠的水平，來接受我這種更進步的理念—強國理念。（反覆看窗外的十字路口）你看我們現在交通亂成這個樣子，你不感到惶恐嗎？慢車道跑到這况停，快車道跑到那况去右轉。這個叫紀律嗎？這樣的國家是法治化的國家嗎？不經過法治的建設，怎麼能導向正統？
一定要寫清楚，我主張的不是人治的強權，不要讓人說郎咸平帶回文化大革命。在現階段應該強化中央政府的執政能力，這個階段過了，我們下一代人才有好日子過。
求學美國，崇拜新自由主義鼻祖
問：你受哪一種思想影響最深？
郎：我受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影響很深。哈耶克，他是美國現代新自由主義學派的鼻祖，我在大學時代和他通過幾次信，對他個人無比的崇拜。當時認為民主自由是治國的經典。但經過二十多年的學習，我發現這只是一個結果（連續地笑）。過程必定是1932年以前的美國大政府，俾斯麥的德國政府，法國的拿破崙時代，那才是一個開始。
問：一般人會覺得很奇怪啊，依你個人的經歷怎麼會主張精英政府主義？
郎：我是喝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經濟學家，絕對不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任何的偏好。大學時代我就研讀新自由主義學說，哈耶克的所有著作，我都背得滾瓜爛熟，而且看的都是原著。
我出生於台灣蔣介石時代，但一直無法解釋，一個沒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個威權統治的時代，卻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快的時代—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時候，反而是台灣經濟最落魄的時代—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因此我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個結果，到了一定階段才能實現，台灣就是過早地實現了民主，帶來的是民生凋敝。
現階段看似左派，未來是右派
問：但是我突然想到，你這個觀點是不是偏左？
郎：哎呀，這個不重要了。你能說德國、法國是左派嗎？你能說美國是左派嗎？這只是一個階段性。這個階段性好像看起來有一點左派的味道，我是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為了左派而左派，並不是以後要搞共產主義，我追求的是美國、法國、德國、日本以民意為主導的經濟。與其說是左派，不如說現階段是左派，未來是右派，更好一點。
這就是我跟左派經濟學家保持那麼遠的距離、不讓人誤會我是左派經濟學家的理由。你說我是左派，那不可笑嗎？（一連串笑聲）
問：如果非要一個標籤的話……
郎：那我是一個推廣新法治主義思維的經濟學家。
（新法治主義思維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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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產權不分國企民企2004-12-23
現在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思維到底哪裏錯了？
一個政府，經濟到底應該採取一種甚麼樣的企業政治結構，要看這個國家的民族性，看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英國的產權改革，大家都沒有完全搞懂。
英式核心產業掌控，堪中國借鑑
英國的產權改革有三大定律。第一定律：它產權結構是不變的，絕對是國有股，在這種情況下，招聘職業經理人來做，當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課」、換人；做得好，就換成第二定律——上市，把這些業績極為良好的國營企業賣給社會大眾。
這就是英國藏富於民的最重要的改革理念，而不是賣給私人。而且他們把最好的國有企業拿去上市，在每一個老百姓都能獲得利益的情況下上市，所以它直接把財富從國家手中轉到社會大眾手中，而不像我們，轉到私人資本家手中，這是不可接受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第三定律：英國政府保有了一股黃金股（Golden Share ），在私有化國企的重大決策上政府擁有否決權。英國政府對核心企業的掌控是有效與權威的，這一點值得中國政府參考和學習。
如果再稍微了解一下西歐的產權改革，應該明白中國產權改革的操作方法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甚麼是符合世界潮流呢？就是要把社會資產還給社會大眾，而不是個人。
產權改革得不到老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這意義說，中國的改革就是社會動盪的開始。
以職業經理人突破國企產權不變
問：你「破」了這麼多，那麼「立」在哪裏？也就是說，你對國企產權改革有何建設性思路？
郎：我如果沒有「立」的話，就不會談這個問題。我認為職業經理人制度，本身就是一大突破。
國企在目前產權不變的情況下，行政命令退出，在二級市場找職業經理人來做，在競爭領域和民營企業同台競爭，資源性壟斷行業收歸國有。
這是我認為在現階段比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從世界歷史來看，這種形態是最符合中國現狀的。按照我的思路來做，國企的效率絕對不比民企差。
最有效的事是最簡單的。千萬不要小看我所提出的職業經理人的重要性。今天的產業改革，是踐踏國有資產，踐踏產權。
不要把國家產權看得一文不值，國家產權如果能被所謂的國退民進、MBO 如此踐踏的話，民企哪有信心，把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去做呢？
不與民企為敵，真正提供幫助
一個不尊重產權的社會，不管是國有的，或是私有的，你的產權就會受到破壞。我保護國有產權的最終目的也就是保護私有產權。當你不准踐踏國有產權的時候，同時你也不能踐踏私有產權。
今天說郎咸平保護國有產權，那太狹小了，郎咸平是要保護所有的產權。我不是民營企業家的敵人，而是真正地幫助他們。
任何職業經理人都是「保母」。只有充分地尊重產權，職業經理人才能成為一個好保母。世界五百強企業，哪一個不是職業經理人在做的？歐洲的產權改革，哪一個不是職業經理人做的？這麼簡單的一個方法，我還需要多講嗎？
國有控股不干涉運作，可比英美
問：反對者並沒有否定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只是認為重要性不如產權改革。
郎：他們把這個問題看得太小了。我們一直圍繞着產權，國有企業如何改革思索，事實上，我的切入點更超脫一層。
我們今天要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尊重國有產權，也要尊重私有產權，在這種情況下，才能放心大膽地把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去做。這才是強國的根本。
他們對職業經理人制度認識是不清楚的——這不是討論交通規則，不是選舉，這是幾十年的積累，只能表達不能辯論，這是對思想的尊重。辯一辯就改變，那叫甚麼思想啊。
在現階段，國有企業應該是中國經濟的主流，這個階段主流特色是不可改變的，這是民心之所向。
可是，要像英國一樣改革，我們是做不到的，因為我們沒有英國那樣高效率的股票市場。所以我認為，現階段的做法就是讓國有企業效率提高，行政命令退出國企，由職業經理人來做。
產權是國家的，在這種理念之下，國有股控股，但不干涉企業運作，這樣和英國、美國的大眾持股公司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新法治主義思維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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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治國理念敢稱主流 2004-12-24
問：用「國有資產被竊取」這一問題來阻止非國有化改革，那是郎咸平真正的目的，因為他確信國有企業應該保留，並且他更欣賞國有企業，而不是民營企業。對於這樣的評價，你如何看？
用我的方法，國企不比民企差
郎：我講得很清楚，我是不贊成國有企業民營化的，不贊成非國有化改革，這種把老百姓的資產轉到私人手中，我一向是反對的，還有所謂的MBO 。至於認為我更欣賞國有企業而非民營企業，那是他們在偷換概念，我從來沒有講過國有企業是好的，民營企業是差的。問題是在中國現階段要維持社會穩定，資產不能轉移到私人資本家手中。我相信國有企業改換思維，用我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營企業差。
誰才是國內主流經濟學家？
這場爭論帶給我們民族的，不是爭論本身，而是如何正確構思，真正有益國計民生的治國理念，才是這次產權改革爭論的根本。國有企業改革只是國家發展的小部分而已。
但是這次暴露的危機，我認為中國整個主導思想是錯誤的。以新自由主義學派為首的指導思想是危險的，我就是要站出來說。我從根本上反對目前的產權改革。不是反對改革，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學派提出來的、向西方靠攏的教條主義思想。
主流經濟學家，捨我其誰
問：你是反對目前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
郎：當然是，因為我才是主流經濟學家。以學術成就、影響力而言，我才是主流。我是真正徹底地了解了甚麼叫民主，甚麼叫自由，才講這個話，所以類似的觀點才應該成為主流。我從來不承認我是非主流，我就是主流。
問：一個人的主流，不覺得力量單薄嗎？
郎：無所謂嘛，一個學者難道不為自己的信仰而戰？我對對方也挺尊重的，對他們提出的理念，我沒有看不起，但我必須把這麼多年的學術積累，用我認為適當的方法，闡述給社會大眾聽。告訴他們，甚麼才是正確的治國理念。我從來沒有跟他們辯論過，誰對誰錯，社會大眾會作判斷。
社會不安的情緒，你們能看出來
問：幾天前你說過：「經過這一次事件後，我認為自己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指甚麼樣的作用？
郎：對啊，現在我不是正在談嘛。我認為現在是談治國理念的時候了。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宣言。
問：你的治國理念甚麼時候能成為主流？
郎：（沉默）我不知道。
問：國企產權改革的爭論到現在，你認為公眾對你有誤會？
郎：公眾對我沒有誤會。這幾個月我不接受記者採訪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個社會的反思。同時，講句良心話，我也希望專家和學者發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評這件事，也要容許別人來反向批評，這是件好事。我不爭媒體的焦點，總希望讓別的人來多談話，這個討論才有意義嘛。為甚麼這看似小的事能引起這麼大的震動，這絕對不是我個人的魅力，不是個人的觀點有甚麼了不起，而是整個社會不安的情緒，這是你們能看出來的。如果到現在為止，還把焦點放在郎咸平喜歡個人炒作，那我覺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個棋子，只是社會大眾發洩不滿的一個出氣口而已。
任何專家學者評論都要社會檢驗
問：其實你談到的問題，秦暉先生在十年前就提出來了，為甚麼這一次能引起這麼大的反響？
郎：其實不只秦暉，很多人也講過。為甚麼到今日才引起重視？因為日積月累的結果，到了今天特別嚴重。我不否認我提出的方法是絕對引人入勝的方法，談到一個著名的企業，用案例的方式，說明他們如何轉移國有資產。這個方法當然比較符合社會大眾的口味。
但是這算不算是我個人炒作呢？當我提出這個案例以前，我完全不知道會有甚麼後果，利益團體、社會大眾會有甚麼反應？我在完全無法預知效果的情況下寫了那三篇文章，當時也沒有意識到這類國資流失問題會在社會大眾裏產生如此激烈的情緒反應，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當時甚至認為，寫完這三篇文章之後，很可能沒有人關注，而且這是很強烈的感覺，因為這只是學術論著。
這次爭論不斷在無關緊要的地方糾纏來糾纏去，我都聽煩了，我都不作回應。你說我回應甚麼呢？都是無關大體的事情，有甚麼好回應的？如果對於國資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這是學術討論，我會回應。結果都不是，你叫我怎麼回應？
任何一個專家學者發表評論，到最後都要經過社會的檢驗。那我現在認為是讓社會來檢驗我每一個發言的時候。
（新法治主義思維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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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走向終究取決民意2004-12-29
問：這次大討論，區別於大多數經濟學家，社會大眾特別是網民給予你很大的支持，怎麼理解這種支持？
郎：這次風潮過了，我有很深的感觸。網友寫的評論，我很仔細看，我想看這個社會到底是甚麼樣水平，大眾對這個事情到底認識清不清楚。
大眾的了解，遠在專家學者之上
專家學者的批評我是不太看的，讓助理綜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識形態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譁眾取寵，反正都是對我個人動機的猜測，你說，這有甚麼好看的呢？
但是，網民的反應我非常仔細地看，坦白講，我很感慨也很感動，我呼吸的脈絡和社會大眾是息息相關的。
社會大眾對我理論的了解遠遠在專家學者之上，甚至當別人批評我時，網民替我回答。批評者說，郎咸平說停止產權改革我們是不贊成的，網民馬上說，郎咸平從來沒有說過停止產權改革。
他們了解得多麼透徹，透徹到甚麼地步呢？他們的回答就是我心裏想說的話。
經過這個討論，我發現社會的輿論走向終究還是取決於民意，而不是取決於所謂的專家學者。我從來沒有對社會大眾給予過如此高的評價，但這次社會大眾所展現出來的強勁活力，對社會不公正的吶喊，以及對強權壓迫的反擊，讓我深有感觸，使我真正了解了中國，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更有信心了。
有的人說郎咸平不了解中國。他搞錯了，了解中國不一定要生在中國、長在中國，而是必須對中國作研究。
適當時機，說了些話讓社會反思
問：網友這種一面倒的支持蘊含了甚麼？
郎：我必須強調一點，我個人的魅力是非常小的。決不是因為我有甚麼了不起的貢獻，而是社會的不滿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爆發的熱度。用經濟活動中一種簡單的例子，比如說「保母理論」，就能夠觸動每一個人的心弦，讓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盡情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作出自己的判斷。
刊物這次評我為「年度人物」，說真的，我心裏沒有任何喜悅的感覺，我反而感到我的貢獻可能被誇大了。我只是在一個適當的時機，一個正確的時候，說了一些話，一些讓人比較觸動的話，然後讓這個社會產生很大的反思，僅此而已。
問：上次你接受採訪時說，僅僅得到網民的支持，也是一種悲哀。
郎：一個政策推行的話，需要得到整個國家的認同，老百姓認同了，政策不改，那不等於白忙一場嗎？
問：也有啟蒙的作用啊。
郎：走到這一步，把自己當啟蒙，那不是很悲哀嗎？你不能改變，只能有啟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覺民了，我何嘗不想作改變呢？我想得到的不應該只是網民的支持，應該是整個國家的支持。
問：整個爭論從頭到尾，你有沒有改變過自己的觀點，有沒有反思過？
郎：不可能有改變，不可能有反思，這是我幾十年學術積累的結果，怎麼會有反思呢？我將來一定會繼續堅持我的理念，這不是一個想法。
思想正確與否，看適不適應時代
學術觀點無所謂對與錯，不同環境之下有不同的觀點，比如我的觀點在美國是不適應的，那在美國就不正確了？
思想的問題不是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適不適應時代的問題。我認為，我這個理念目前是最適應中國的，至於正不正確，不是我所考慮的。
問：你現在還是堅持認為，你的觀點不能成為主流，那是國家的悲哀？
郎：對。你覺得呢？
問：那麼多學者站出來反對你，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郎：坦白講，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局內人，媒體作過很多揣測，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寧願把它當成學術討論好一點，這也是為甚麼我選擇不發言的原因。
我覺得他們不是在學術上反對我，是在意識形態上、從動機上反對我，不是學術討論的範圍。
問：看到這麼多反對者的批評，你心裏怎麼想？
郎：坦白講我還是比較尊重他們的發言，這是我的心裏話。我如果不尊重的話，早就潑婦罵街了。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成長環境，而且有不同的利益團體，這點我沒有資格批評。第一眼看到他們批評的時候，我有點吃驚，很突然，但馬上開始虛心接受。我如果不接受的話，這麼長時間我會毫不動怒嗎？我畢竟是個凡人。
（新法治主義思維之六/ 完）
郎咸平
東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