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土共反曾的情緒，近日真的來個大爆發。蔡素玉一單唔在講，你地睇下琴日邵善波批判明報鍾國華報道篇文，就真係見倒佢肉都緊埋，聲聲食死貓，仲要同中央官員商榷，真係天下奇聞。以前淨係見佢地點樣詮釋中央意旨，成日話香港人唔明中央意思。家下就話中央唔明香港情況，從此亦反映到土共真係大勢已去。不過，同中共斷線的土共，又真係會唔會咁快死呢？真係好值得留意。不過，你地淨係讀清楚邵善波響文章裡便點樣講土共自己覺得自己係 "解放香港" 0既功臣，你就明白佢地抱乜野心態。呢d 就係土共版本0既 "反殖民政治"。依家土共失勢，同煲呔關係咁差，日後你地睇怕都會見佢地不斷講反殖民，呢d 說話又唔係淨係你in-media先識講架！
-----------------------------------
《明報》在上月22至25日連載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詳細分析「董退曾進」的來龍去脈。文章由駐京記者鍾國華執筆，並明言是記者接觸了「多位中央官員，力圖撥開這 (董退曾 進)層層迷霧，讓港人可以從中看出，在這齣政治劇中，自己並非旁觀者」。筆者是港人，也不是旁觀者，對這篇分析的關鍵部分 (24日列出的系列之 三)有強烈的質疑。筆者難以判斷該段分析是否準確地代表中央官員的看法，或當中有多少是鍾國華的看法，只能以事論事。
也看左派民主派反應
鍾國華引述中央官員的話說：「沒有董建華，就沒有曾蔭權」，並附以熟悉內情人士對此話的兩個理解：一是「從字面上理解，如果沒有董建華再次提出請辭，『胡溫曾』未必會終下決心撤換特首，因為在香港經濟日見復甦、人心趨於穩定之下，換特首並非當務之急。」
特董首的請辭反而打亂了原來只為07年換屆物色人選的部署。「因此如果沒有中央斷然換人，未必有曾蔭權上位的機會。」但這說法只解釋了「董退」，卻未能說明「曾進」的理由。這問題在第二理解中看出，熟悉內情人士指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是，曾蔭權能夠脫穎而出，實在拜董特首七年施政出現種種失誤所致。」即董的錯，是「曾進」的理由。
鍾指這位人士提醒他思考兩個問題：「一是，董建華辭職，贊同的多還是反對的多？反對的究竟是什麼人？二是曾蔭權上位，贊同的多還是反對的多？反對的究竟是什麼人？」鍾指「京官在港的調研顯示，傳統左派及『民主派』對『董下曾上』都不約而同有反對或負面的看法。這也是曾蔭權獲北京青睞的很重要原因。」然而，這調研結果與香港過去一個月來的情況不符。傳統左派對曾上位，負面反應大，已不是新聞，雖然在傳媒中能看到實際反對意見的內容不多，也不具體。但說他們反對董請辭，則看不到任何根據。事實上，傳統左派多年來對董已失去信心，甚至有人說是無間道，硬要支持董是愛國力量最大的包袱。○三年「11. 23區選」中，民建聯被攻擊為「保皇黨」而慘敗，就是一個實例。故說傳統左派對董下台有反對或負面的看法，完全是生安白造。
民主派對「董下曾上」是否也有負面看法呢？這也缺乏事實支持。「民主派」失去董這個箭靶，反應是有點失落，不想他走，是事實，但這與反對董退有很大分別。「民主派」與傳統左派的反應，基礎是同一事實的兩面：前者認為他是資產，後者認為他是負債。至於曾上位，「民主派」的負面說法不多，也沒有人拍手叫好，這或可以理解他們不想像鄭經翰攻擊四位行會非官守議員那樣幫倒忙，因為他們的公開支持對曾上位並無好處。「民主派」對很多特首人選都有強烈意見，但對曾的態度則曖昧，這是最值得留意的現象。把這情況說成「民主派」反對曾上位，是指鹿為馬，歪曲事實。
回歸八年左派食「死貓」
那位熟悉內情人士最嚴重的錯誤是，認為董的失誤在於他「未能吃透北京精神，片面理解『港人治港』等於左派『當家作主』，施政偏聽偏信，左派獲得表面風光，卻嚴重脫離主流民意，導致多元化的香港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這是相當嚴重的指控，對傳統左派也是極大的冤枉，奇怪的是他們對此竟全無反應。事實是，在董主政下，左派不僅未能「當家作主」，且連「表面風光」都欠奉，鍾文反而把現時社會的分化現象都算到他們頭上，這是什麼道理？過去數年的社會紛爭──居權案、人大釋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官商勾結、貧富懸殊、西九龍項目、政改雙普選、紅灣事件、領匯事件，都是因為傳統左派作主、風光，董偏信了他們而造成的嗎？這真是香港回歸八年來最大的「死貓」。
董主政八年期間，為了照顧社會上對回歸的顧慮，尤其是公務員隊伍的穩定，無論是第一任還是第二任，他的基本政策是建立一個以公務員背景官員為主體，輔以他從社會上物色回來的一些理念相投的精英，再配以幾個左派或親中人士為裝飾。而傳統左派或親中人士多是放在沒有實權或大權的位置上。這基本上是一個妥 讓(妥協讓步) 政策，對回歸後的社會整體氣氛、對後九七有顧慮的人──如公務員──妥協，對反對力量的人──民主反共抗共派──讓步。可惜，這個政策並未得到他期望的回應，主要官員向來排斥外來者，甚至連他這個外人也不接受，更遑論他這個政策；反對派則認為自己獲六、七成市民的支持，理應當政，或起碼分享實權，對董特首這些讓步，即沒有大量起用傳統左派或親中人士，並不領情，長期攻擊董政府排斥他們；親中左派人士也不會滿足於只做裝飾品，無所發揮，這與他們認為自己在香港「解放」後應有的地位相差太遠了。董特首八年來的妥讓政策，換來的卻是他想討好的三方面都不滿意，施政困難油然而生。一般市民只看實效，眼看香港經濟下滑，負資產、失業大升，政府無方，社會上不滿漸增，公眾也普遍不領會他這苦心。
董非商人治港模式產物
熟悉內情人士的另一說法是，把今天這局面歸咎於「商人治港」模式的「不靈驗」，指在未來的特首遴選中，這模式儘管未被排斥，但在目前的「特殊」情況下，有必要採用公務員治港的模式。這可能就是「曾進」的理由吧！然而，董建華當特首並不是什麼「商人治港」模式的產物，中央政府在95、96年間並無這樣的政策。96年選舉第一任行政長官時，共有四人參選，剛好是兩名商人和兩名大法官。四百人的推選委員會的選擇並無任何政策上的指導，也不可能有；如果有，大概只是流傳中的港澳辦挺董、新華社挺 楊(鐵樑) 的說法。結果，推委會以大比數選出董建華，那只反映當時社會上認為，由一個有行政背景的人出任行政長官比較適合。
至於「商人治港」引致後來所謂「官商勾結」的批評，我們也得搞清楚所指的是什麼。董先生從事航運出身，為官八年，未有聞有人批評他以權謀私，以利自己家族的生意，就算他曾積極推動建造十號碼頭，但也沒有人以此批評董先生提出的政策是為了家族生意。涉及所謂「官商勾結」的政策，說到底就是數碼港事件，另一個西九龍文娛藝術中心發展項目，還在爭論中，尚未成事，故所謂「官商勾結」，指的是為官的人利用權力，把公產轉為商人的私人財富，與為官者的出身背景無關；公務員、專業人士或學者背景出身的人，也可以造成「官商勾結」的事實。找商人出任特首，的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做很多決策時難免瓜田李下，但不是商人背景的人做特首，就不等於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官商勾結是一個這麼敏感的問題，哪又怎能找一個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商界，都認為他與某大集團有長期而密切關係的人來替代董先生呢？在這情況下，千絲萬縷的關係可能比一絲一縷關係要好一些。
「政務官治港」難復舊觀
公務員治港，說得準確一點，是政務官治港，是港英撤離香港前，死力向中國政府推銷的一個政策。84年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進入關鍵時刻，筆者從美國回港參與一份雜誌的工作，這份出名的政論雜誌就曾以政務官治港為專題，大力推銷當時的一批華人政務官，應為97年後英國人撤退後的治港骨幹。北京當時亦非常接受這種說法，在香港這個受殖民統治百多年的地方，懂政治和公共管理的人，除公務員外，便沒有幾人，不用這批人，還可以用誰呢？故無論《中英聯合聲明》，還是後來起草的《基本法》，都花了不少篇幅肯定及保障公務員的地位和利益。但不到幾年，該雜誌當年推銷的那班政務官，到九十年代初已一一被替換，離開政府，下海從商，港英則另外精心挑選一個可靠的班子，負責守衛香港這個堡壘，直至英國人撤退前最後一刻。港英政府這個做法其實無可厚非，共產黨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也會選一批最可靠、最能幹的戰士留後，應付國民黨的追殺。但這個轉變卻把政務官治港的方案打散了，最後留下的一批主要官員乘直通車過渡到九七後的特區政府當主要官員，不是問題，但當行政長官這個一把手的職位，則政治上已變得不可能；起用九十年初下海的一批華人政務官，也會產生新舊兩班人合作上的問題，故第一任行政長官的人選，就只能在新舊官員以外找了。最後出來是不是商人，並不是考慮的主要條件。
今日恢復政務官治港，還能否回復以往的政治操作呢？近日社會上對此已有不少討論，筆者不在這裡重覆。政務官治港能否迎合非殖民化以來香港新的政治文化，單看過去十多年的經驗，答案已經相當明確。非政務官不一定能駕馭目前的政局，但單靠政務官就一定不成，這是現實。如果那些「中央官員」總結了過去八年董建華的失敗，結論還是要走回政務官治港一途的話，筆者認為，政務官應該第一個站出來告訴他們，這是不可能的事。昔日的所謂行政主導，實際是行政霸道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基本法》規定的選舉政治、開放政治，已徹底地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無論什麼背景的人當特首，也只能在民意、輿論、政黨、利益集團和立法機關之間尋求一條合作施政的道路。政務官在這體制內雖然仍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他們的功能和角色，與九七前的已大不一樣，也不可能恢復。
香港目前確實是面對一「特殊情況」，有關方面可能需要採取非常措施，但胡亂分析「董退」的原因，並以此作為「曾進」的理由，是顛倒是非黑白，歪曲事實的。鐵一般的事實是，曾是董特首主政首四年的財政司司長，其後風雨不斷的四年，他是董特首的二把手──政務司司長，故不應是「沒有董建華，就沒有曾蔭權」，而應該是「沒有曾蔭權，就沒有今日的董建華」。
大公報 邵善波
2005-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