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21中國組的此次討論中，兩位講者分別引我們回顧了近代以來中國工運的政治化、激進化及後來政黨化的演變歷史，不僅力圖還原史實，也希望令今後行動有所借鑒。
時間脈絡上，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外國資本的進入與區別於從前手工業者的行業工人整體出現，中國自此逐漸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潮流。中國工運也從那時開始，從工廠船塢的零散罷工逐漸擴大到全行業罷工；而從辛亥革命後的罷工到五四運動中工人的罷工作為對學生運動的支援，再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有指導性罷工等等，這其中中國工運這一名詞裡實在包含了種種豐富的轉變。而用政治化、激進化到政黨化來概括工運之發展或許有失全面，卻不妨可看作簡單分水嶺，藉此來打開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梳理與反思。
第一位講者講解了中國工運政治化、激進化的一段歷史。以《上海罷工》和《省港罷工》為原始材料，她提出了中國近代史上工運發展到政治化的六個重要時間點：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2年香港海員罷工、1925年五卅運動及起於1925年終於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
1911 年以前的中國工運，多是以幫會和老鄉為基準發展起來的罷工，以經濟利益為主。彼時行會、包工頭和碼頭船塢等勢力較大，也常常是幫會或包工頭帶頭號召罷工，要求更多經濟福利。初現於歷史舞台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時間較短，文化技術較差，因而階級意識、組織、鬥爭經驗方面都還很不成熟。這樣一個形成中的工人階級，遭遇到世界範圍內瓜分殖民地的潮流，使得階級問題與民族問題共生。
辛亥革命在終結中國專制體制的同時，也無能抗拒帝國主義的瓜分式入侵。作為新興殖民地的中國，其國內的民族情緒由此醞釀並捲入林林總總社會運動中來。 1919年，巴黎和會中中國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國內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號召「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令到和會代表拒絕簽字。而當時全國出現的三種支援方式為：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作為支援之一的中國工人罷工，自此結合了民族主義（多為反對日本）與經濟利益（此時鬥爭對像已結合了外國資本主義與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因此可以說，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工運的歷史轉向就偏向了政治化，不再如從前單純要求經濟利益。
1921 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工運史上大事一樁，不僅因其開啟了日後中國工運的政黨化等一系列工運史上的重要過程，也還因為其重新書寫並且作為權威版本而廣為宣傳的中國工運史多半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令人往往無從甄別那一段歷史的真偽。 （如就現如今我們看到的中共黨史而言，其實往往是武斷否定了其成立以前的中國工運歷史，稱唯有等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才是真正喚醒了中國的工人階級。）
1922年香港海員的罷工，為中國工運加入了反對殖民主義的色彩；而1925年的五卅運動，因為抗議日商打死工人顧正紅而爆發了極大規模的罷工，突出了階級鬥爭和民族情緒的結合。
始於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據其領導人鄧中夏回憶乃是一場「改良生活的運動」，他並且在1927年撰寫的回憶文中稱之為經濟鬥爭。然而，現今記載的中共黨史則認為這不僅是一次經濟鬥爭，而更多地結合了政治與經濟意義。不僅宣傳標語上寫有「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選舉、勞動立法、減少房租、經濟自由」，而且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同時支持亦是廣泛認可的。
至此中國工運的政治化，乃涵蓋了從零散罷工演變為融合民族情緒罷工，再到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聯手支持的罷工。究其轉變之因，既有五四運動後學生引進反帝反封等思潮以啟蒙國民，喚醒了工人覺悟，不再只看到經濟利益；也有現實殘酷的民族危機之下，工人自覺接受的反帝反殖反日等民族利益成為共識與運動之因；同時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支援，與工人本身由壓迫和被鎮壓而導致的團結與反抗也是不可忽視的變量。
這些社會力量的綜合（對於學生、民族危機、政黨支持與工人階級本身這幾種力量各自的主導性有多強，討論者意見不一。如關於學生的啟蒙作用，便有反對「先有學運才有工運」的說法，認為中國工人階級乃是在客觀形成的階段，其文化程度和階級意識也並非不值一提，而學生之力或許更多可看作是文化因素），導致了中國工運從經濟利益為重轉型到政治利益追求的道路上。但往往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其間的深刻影響與重新詮釋歷史，我們很難分清哪一些是工人自發的單純政治化，哪一些是政黨介入甚至主導的政治訴求。
這其實令我們重新回到政治化這一話語，它的粗略定義就是工人運動區別於以往單純追求經濟利益，從有工會開始，以組織化為初步，即走向政治化。而完整的工運，乃應是三步曲，即由經濟利益追求到政治權利與權力的追求，最後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反對資本主義。
但現實往往是沒有這麼明晰的界限與三步一氣呵成，在中國的國情之下，中國工運的政治化之後，緊隨著的是它的政黨化。
第二位講者講解了中國工運與政黨的關係。中國共產黨作為自稱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自從1921年建立初始便一再提出中國工運必須做政治鬥爭；而七月剛剛立黨，八月便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分為北方、中部和南方三個分支。很快召開的三次全國勞動大會裡，中共團結了各個省份許多工會，並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與實踐主張。從工會入手，中共在組織方面起到了強勢的主導作用；並以此為據，直接介入了以後的工運。先鋒黨的理念一旦推行，中國工運的政黨化從此開始，而以漸漸喪失獨立性的代價融入了近代中國的歷史。
由此，中國國內的政治變動，特別是政黨與政黨間的關係，開始深刻影響工運的繼續發展。繼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北伐成功了；然而國共合作從1926年起完全破裂了。蔣介石開始實施一系列的社會控制，通過法案，解除不屬於其名下之工會，取締工人武裝隊等。此時的中國共產黨曾想迅速發動工人武裝革命，仿效列寧，從資產階級革命過度到無產階級革命。然而，革命的形勢被低估了，工人的主體性並沒有政黨想像得那麼好控制，北伐成功後的工人反而不太想奪權，很難全部發動起來。即使在上海，發生有中共黨員帶槍強迫工人罷工並想將一處工廠罷工推向全市罷工，迅速革命的想法與行動最終還是宣告失敗了。
1927 年，毛澤東開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新道路之後，中共開始撤離發達地區，轉向農村。自此，曾經完全借鑒馬克思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轉向。 1928年的八七會議中，他們批判了從前的極左思路，認識到之前想要利用工會和迅速武裝奪權的想法有失妥當，也已經被證實為失敗。他們重新評估時勢，認為在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必然是將迎來無產階級革命，但現在暫時還處於兩個革命之間的低潮。
中國國民黨開始圍剿共產黨與中國對日戰爭逐漸拉開序幕之後，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退到蘇區或根據地，一方面也沒有放棄白區或國統區的行動。這時候中共仍然是領導中國工運的，而對於工運的指導性思維也因地而異有兩條路線。
在白區或國統區，雖然不能建立獨立工會，但從基層到領導層的滲透使中共處處都有內線。這一區域中共的策略是盡量挑起經濟鬥爭，獲取工人的團結。
而在中共所掌控的蘇區或根據地，則是另一番景象。面對的新形勢不僅是被國民黨圍剿，還因為所處的中國農村地區經濟欠發達，佃農較多。優先考慮生存空間的時候，中共選擇了另一條路線：在根據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
這一條路線無疑是與中國工會相對立的。那些有無產階級以至共產主義信仰的工會組織者，跟隨中共來到根據地之後，看到的問題與從前相比反而是擴大了。從前的問題是在工廠鬧革命，現在的問題加入了農民的革命。工會積極地想有所作為，農業方面工會興起了組織農民或農業工人的意願，而工業方面由於中共追求經濟利益而導致了生產領域僱傭關係的緊張，工會在此處要求更多的工人福利，與生產領域的平等。
然而雖然工會試圖在農會和工會有所作為，卻引起了另有打算的中共的很大不滿。中共既想要指導農民工人，又想要根據地的經濟得到發展。工會的作為，被視為想要在農民方面組第二黨，而在工人方面又有礙於生產與經濟發展。
政黨的需求與工會的需求相對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作為組織者和領導者，它的主要解決方案是通過工會思想整風與新勞動者運動，來從思想上和群眾運動上消除工會的行會主義、經濟主義，改變工會的思路與作為。 1942年鄧發有一篇文章題名「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著重指出革命的工廠是人人有份的，因而剩餘價值是為公共產品，為抗日的需要也為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更要有一些區分開來。因而革命工廠和私營工廠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也是為了將來的打算。新勞動者運動則是採取選勞模的方式，經不斷討論提高大眾的無產階級覺悟，努力推廣從上往下先鋒黨的合理化製度設置。
這一系列方法奏效了，不僅工會不再乾涉農民工人，同時工廠裡也找到了大批的工人積極分子，中共沒有在經濟上崩潰，相反還為之後的內戰做好了物質準備。
歷史在1949年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國國民黨放棄大陸逃到了台灣，打贏內戰的共產黨建立起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儘管新中國成立之初得到了國統區工人保護下來的一部分國民財產，卻仍然面對較嚴重的內憂外患，經濟的發展仍然是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任務。這時候的工人階級雖然似翻身做了主人，卻並不都是領導階級。非正式工的問題已經有人提出，工廠內的僱傭緊張依然存在，而“公私兼顧”又被作為了重點提倡的口號。
像工會這樣的組織，以及所有的民主黨派都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成為了先鋒黨的附庸。他們有參政議政的權利，但是沒有黨的領導權與決策權。在大鳴大放期間，李立三之後的全總（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人賴若愚提出了一些工會行動的綱領。他認為工會不應該和先鋒黨完全一樣，而應該偏向落後群眾，關心他們的福祉，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便真正帶動群眾。他們的主張無疑和黨的領導有所不同，而這時候中共的處理，則和三四十年代完全不一樣。
三四十年代的整風與新勞動者運動有所見效，然而五六十年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凡是支持工會的，大都被打為「經驗主義，工團主義，主觀主義，否認黨和脫離群眾」。在黨的先進思想指導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再有提倡勞資兩立的工會。順應著這一股先進潮流，中國工會隨之消亡了。全總消失了數十年之後，才漸漸又開始恢復工作。這同之前根據地的矛盾何其相似，卻是以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告終。
至今中國合法的工會仍然是以全總為代表的，思想上行政上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它以維穩為目標，因此淪為“工會是條狗，挨打還得跟著走”；而中國工人階級的地位則由「領導階級」轉變為「服從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勝利必不可少的條件」。
這一個號稱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乃至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它早已在實踐上漸漸地脫離了人民群眾。黨政軍高度一體化之下，缺乏民主的監督與權力限制，它形成的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公民權利而以「中國特色」為藉口的獨裁體制。儘管從憲法到意識形態機器仍然宣傳推廣著濃厚的共產主義信仰，它的實踐卻不止一次地背叛了理念。無論是名義上提倡「先富帶後富」而實踐著先富不管後富，還是國企毫無預防大規模改制人為造成了失業與福利終結，抑或新興農民工一代一代遷徙而來單只為城市建設留下青春汗水後失望而歸，以及官二代富二代分享著權勢帶來的利益並逐漸形成既得利益階級……這一切的一切都宣告了作為理念的共產主義在中國早已失敗，而實踐中的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又到現在仍然牢牢把握著政權。
這里關於中國工會和政黨的關係引入思考的有太多太多。是否中國從來就沒有純粹的工人運動和理想的政治化？中國共產黨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又多大程度上背叛了他們？未來工人階級的政黨化應該避免和應著重考慮的又有哪些？
粗略看來，中共一黨專政之下，工人從來就沒有機會自己積累經驗而發展出工人自己的組織。可是在否定中國共產黨卻又無法忽視其成功掌權的現實基礎上，我們也該重新回到歷史語境，去考量從地下黨發展到有自己主張的政黨，往往很難完全公開、民主。兼之革命的政黨更多是要以奪權為己任，這一種迫切的需要成為暫時緩和矛盾的長期目標之時，也終於逐漸忽視了內部民主建設，走上長期專政乃至獨裁的道路。
但為何逐漸偏離工人階級的中國共產黨仍然能夠一直代表工人階級？這就要看到意識形態方面，先鋒黨的理念一直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從上往下在施行著。故而有著「主人翁」美譽的工人，在名義上是國家的主人。但他們雖然也能時常參與社會運動，卻根本不能平等參與政治，更遑論「領導階級」。更可怕是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裡，人民只是民主口號下專政的工具，人民也往往太容易就淪為了「被」專政的對象——現今罷工乃至工潮都是敏感詞，而工運人士被捕者不在少數。民主從何時起淪為了專政的工具，又該如何重新尋回來？
反思中國工運這一條政治化、激進化乃至政黨化的路徑，不能忽視中國共產黨的「巨大」成功，因此必須要在理論建構的同時參照歷史教訓，重新去考量勞工問題與階級鬥爭，以及無論多艱難也不可再重蹈的覆轍和無論多艱難也一定要堅持的真正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嘗試在當下的重重困境裡，喚醒中國工人階級新的意識，成為未來改變的希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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