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自命左傾，可是，在閱讀國內學者的文章時，有幾位自由主義者，雖然觀點不相同，我還是頗欣賞的，余杰的親美，令我反感，但他行文的率直以及狠批愛國主義，我已為文指出；今天要說秦暉。
近幾年讀了秦暉不少文章，他大部份觀點我也同意（他對WTO的看法，我大概會有異議），但國內通常把他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混在一起；當然，也有識貨之人，2003年New Left Review便訪問了秦暉，我不知道背後有甚麼故事，但我想，國內不少人應該會很愕然。
今天就談一下一篇剛讀到的＜公社之謎＞，很好的一篇文章，來自《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研究人民公社的學者不少，但秦暉提出了一個很行家的問題，他自己曾深入研究俄國農業及蘇聯共產黨，俄文頗了得，他問：為甚麼俄國搞集體化時，遭到這麼多農民反抗，而中國則相對來說少，而速度又可以這麼快呢？
首先，不論是蘇聯還是中國，農業集體化其實都是國家大共同體支配個人的表現，是國家力量擴張，而為甚麼中國小農抵抗較少，秦暉的論點很簡單，但有點違反我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常識，他認為，中國農村社會缺乏強大的小共同體的力量，在中國即為宗族群體力量，所以，國家可以穿透農村，動員群眾；秦暉是學歷史的，他不忘指出中國小農的歷史根源，農民一直是遭受官僚動員、管治、控制的對象，即所謂「編戶齊民」，所以中國的小農雖然規模小及關心小家庭的私利，但地區及家族力量其實不強，他說，以農村本位的鄉紳其實不多，當中不少反而是政權控制網的延伸。
相反，俄國在革命前及後，都具有強大的村社力量，以至斯大林要集體化農業並不容易，蘇共便曾出動紅軍去平定反集體化的農民；而中國小農相對反抗較少，反抗較強的地區，都是宗族力量較強大的地方，例如廣東及江南一帶。
秦暉的觀點，讓我們以政治分析，重新思考中國農村改革，或某些人所說的「市場化」或「市場轉型」；中國農村的改革，可以視為非集體化，即人民公社及生產隊的消失，但是否就是建立穩固的農民自主，或家庭自主自由呢？顯然不是這般簡單，而秦暉點出其實很簡單的一點：中國的公民自由仍然被嚴格限制著。
我自己的論文研究廣東珠三角地區，我研究了兩類家庭，第一類是本地農民家庭，另一類是外地民工，他們都是農村改革的產物，但他們的處境便很不一樣，不同的地方當然不只在於經濟收入，前者其實不斷努力重新強化小共同體的力量，即宗族及村落社區，例如修祠堂、廟會、宗族組織等等，故此，他們面對黨政幹部的政治支配時，還表現出較強的自主性，其公民權利還勉強維持了一點；但民工脫離鄉土，雖有同鄉關係，但已不再
是鄉土裡的宗族網絡，因此民工公民權受侵害一直維持至今，權益問題仍然嚴重，他們被新的權力網絡控制，
包括工廠制度以及地方政府；而城市一般居民，在抵抗國家權力上，雖不至於像一般民工，但肯定不及廣東沿海農村裡的農民，所以才有這麼多拆遷侵權問題。
秦暉在文末提到，中國公民權成長過程，不是西方那一套，利用王權來擺脫教會及村社的束縛，而是「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這恰好與我指出的廣東珠三角本地農民的狀況相類似；當然，我並沒有秦暉這樣樂觀，他認為這種小共同體發展，是公民權成長那麼簡單，甚至我覺得不能用公民權來理解，至於是甚麼，我還沒有整理得很清楚，我想這又要另文討論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是一連串複雜的權力機制重組，而不是國家退出社會及經濟的線性過程，它表面所釋放出來的名義上自由自主，需要放在這些重組中及重組後的機制中思考。
秦暉對自由的關注與歷史詮釋，其實很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新左派，例如，我從來沒有看到任何新左派批評「小農思想」這種說法，但秦暉便清楚地告訴我們，大家最好把這個詞拋棄，因為小農的行為，其實是國家支配的結果，而不是小農的「傳統」思想作祟，農民，其實是政治體制分類，而不是職業，也不是純經濟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