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沉
在中大国际化问题吵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在崇基学院的周会上，当我唱到“中西结晶，增益文明” 的时候，眼睛突然湿润了。
我是二零零三年从北京考入中文大学的奖学金学生。
记得当时参加中大在京招生咨询会时， 我向招生委员会主席何文汇教授提了一个问题：“中文大学的‘中文’二字是什么意思？” 在那时我的眼中，香港，这个英帝国曾经的殖民地，这个现代的国际化的都市，拥有一所以“中文”为名字的大学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何教授回答说，以“中文”为名体现了中大对中国文化的坚持。“两文三语”，与书院制度和通识教育一并成为中大三大引以为傲的传统。我有些震惊，在中国大陆，人们大多在潜意识里鄙视中文， 以学好英文为荣，更不用说香港这个后殖民社会。可是这间大学，竟以“中文”为名，傲然伫立在岭南之巅。当时确实有一些同学因不解“中文”二字并且中大不是全英文教学而选择港大或科大。还有人建议中大应该“改名”以消除误解。但仍有一些同学被中大的特色吸引，毅然南下。
来到中大，进入校园生活，才真正体会到“两文三语”是一种怎样可爱而独特的教学方式。我在中大的第一个学期，修了两门由外国教授用英文教的主修课，两门专门为内地同学开的帮助提高听说阅读及写作能力的英语课，一门由哲学系来自台湾的石元康教授用普通话教的通识课，还有一门广东话课---每星期有六堂，特别为内地同学教授广东话---包全了“两文三语”。学校安排了香港本地学生做我们的同房，每个星期上完广东话课我都会尝试着用新学到的词语和室友及身边的香港同学交谈。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加上朋友们的帮助，我从一开始连自己名字都发不准的粤语“外门汉”进步到可以基本听懂日常生活的会话及可以操着不十分准确的发音用简单的句子与人交流的水平了。
到第二个学期，我选的六门课中有三门是用广东话教授，其中有两门是主修，一门是选修。我承认上课时我只能听懂七八成，但通过自己课下看书，和同学老师的讨论，最后三门课都取得了满意的成绩。此外在课外活动方面，我上了一个讲广东话的庄：国是学会，平时和庄员们一起讨论问题，组织活动，结识了一班非常好的朋友。
虽然在第一个学期时因主修的导修课是用广东话教所以上得很吃力；虽然在第二个学期听课时仍听得比较辛苦，但想到现在的自己能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课而不用担心语言的限制；想到自己能比较顺畅地和同学用广东话交流而不用担心表达的无力；想到自己能闲适的穿梭于香港的大街小巷而不用担心再迷路，心中充满了对这两年的经历欣慰与感谢。
虽然许多其他内地的同学和我一样只可以从第二个学期起才能选择用广东话教的主修课， 但我认为因为我们要在香港读四年大学，所以来港的第一个半年可以因此为我们提供充裕的时间适应环境，提高英文和练习广东话。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愿意选择用广东话讲的课，因为在这样的课堂中老师用自己的母语讲课更加生动活泼，同学用自己的母语思考讨论更加积极踊跃。
我的信念和我的经验告诉我，来到一个无论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以及政治制度都与家乡迥然不同的社会，只有掌握它的语言，才能真正的接近它，深入它，了解它，洞察它，之后才能确定自己是否喜欢它。
香港是个独特的城市，其独特的之处不在于它可以提供英文教育，而在于东西方汇聚之后所碰撞出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浅薄，它蕴含着东方古老的神韵；这种文化不保守，它紧跟着西方先进的步伐；这种文化很高远，它融合着东西方结出的精华。而我认为，中大的创校理念和几十年来的坚持是这种特征的最好诠释。一方面，大学的四个书院都保持了浓厚的儒家传统，重视中国文明的教育；另一方面，大学又在积极的吸引外国教授国际学生加盟中大，提供和鼓励中大同学出外交流。我们要顺应趋势，欢迎改变，加强“国际化”；但同时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特色，警惕不要失去已有的价值， 要思考究竟要怎么样的“国际化”。
作为一个从内地来的学生，我选择来中大的目的不仅仅是练好英文，把香港当作跳板，为日后找工作或是出国作准备；我选择中大来度过人生中一段最美丽的时光，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怀着一颗好奇的探索的心认识了解香港社会； 在香港这个自由的环境里，“无间东西，沟通学术，使命莫辜负”。
中大创校四十几年，多少次外界的压力，都没有改变它办学的初衷。 在香港的一间间大学都被迫转成英文大学的今天，中大仍然没有弯折它挺立的傲骨。现在，在又一场更为严峻的保卫中文的战役中，中大是否能坚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