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性的保守主義運動看香港的宗教右派
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以美加為首，影響力已遍及英國、澳紐等地的「宗教右派」 (又稱「基督教右派」)是西方世界一個複雜的社會和宗教現象。對於這個現象，有人以「原教旨主義」名之，主要想指認出這種現象和一種基督教神學學派的關連。這個學派的信徒嚴守聖經字面上的某些基本教義，對今日世界的社會趨勢抱持比較多的負面批評，政治和文化取態保守。不過，將「宗教右派」稱為「原教旨主義」，更是想突顯他們在政治上的極端性質，可以和其他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原教旨主義」具有可類比的相似性。可是，這種稱謂或會帶來一點認知上的混亂，因為基督教神學上的保守派 (從神學的脈絡來說是所謂「基要主義者」)，在政治態度上仍然是非常退縮，甚至有「反政治」的傾向。這類人數不多的「基要主義」信徒，和「宗教右派」在政治上的活躍取態甚有差別。
今日對世界產生着深遠影響的所謂「宗教右派」，實質上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宗教現象。雖然這個現象和「基要派」神學有所承接，也與某種「福音派」及「靈恩派」的信仰內容有關，但它主要是一個社會文化現象，或一種右翼文化政治運動，對美國政治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影響普泛，遍及信徒和非信徒。雖然目前在美國，「宗教右派」顯露了一點頹勢，但目前有向全球各地擴散的趨勢。這個趨勢正受到各類人文及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者的關注。所以，為了疏理「宗教右派」的社會影響，我們要同時考慮信仰內容、教派分岐、神學思想和在社會上實際上會起的意識形態作用。
新保守主義與「新右派」
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西方世界曾經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戰後維持社會穩定的福利國家體制，被「石油危機」所震動而開始解體。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等，猛烈地衝擊著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化和社會體制。可是，這股主要由青年人帶動的文化反叛浪潮，在七十年代末期，卻開始遭遇「新保守主義」的強力反彈。這場新保守主義運動，首先在美國發生。一些美國基督新教的教會人仕，試圖在舊的「基要派」基督教教義當中，吸取某些元素，以新的形式和恣態，重整基督教，以便向各個社會文化的陣地反攻。他們試圖向他們眼中西方文化衰敗的原因，即泛濫中的「自由主義」作出絕地反擊。他們認為，過去教會無法抵禦「自由主義」的衝擊，束手讓「世俗主義」取代宗教的地位，是教會從文化領域全面撤退的惡果。1「福音派」過份專注於傳福音的靈性工作，「基要派」更隱沒遁世，容讓自由主義佔領了社會的文化陣地。為了維持基督教在保衛社會文化建制的角色，他們要重整與社會上政治經濟力量的關係，與美式資本主義體制和價值重新結盟，充當挽救資本主義危機的文化後盾，漸漸發展成一種「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
「新保守主義」者繞過了基督教「普世派」教義過去一直對資本主義底下貪婪、剝削現象的批判，他們把那些被認為是偏離了「基本聖經教義」的社會關懷和社會介入，視為「自由主義」入侵信仰領域，使基督教變質的結果。他們認為，基督徒需要重新按聖經字面的一些教義，作為介入社會文化的最高標尺，並將自由主義、世俗主義視作頭號敵人。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將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責任，歸咎於社會價值的轉變，例如父權家庭權威衰落、個性解放、人權意識上升、女權主義興起、和對性的態度日趨開放等。新保守主義者的目的，是將社會體制廣泛存在的危機感，從一種可以促進進一步社會改革的左翼動力，轉化及收編為一種保守的右翼動力。他們從過去保守退縮的「基要派」教義中抽取了部份信條，卻得出在政治上和「基要派」不沾政治的原則完全相反的激進結論，與美國右派的政治勢力（即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者」）重新結盟，積極介入社會文化的各個環節，帶動保守的文化及社會道德政策，又參予選舉運動，進掌國家權力核心等政治方式，利用公權力打擊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及「自由主義者」，推動一場新保守主義運動。
這些「新保守主義的社會運動家」和過去的保守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關於政治權力的「潔癖」，他們認為，以社會運動的方式也好，透過選舉也好，能夠直接或間接掌握權力，或對當權者施加影響力，他們的保守主義議程會更容易實現。於是，他們從左翼的社會運動對手中習取了各種社會運動的方式，也有效地利用了社會危機處處的恐慌情緒，將之轉化為保守主義運動的支持力量。他們將危機和不滿，解讀成當代社會和文化制度將會崩潰的徵兆，並將資本主義產生的異化意識、疏離失落感，歸咎於基督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日漸減退，美國正遠離（他們心目中的）基督教立國精神的結果。例如，他們不滿意學生在學校不學「神創論」，只學達爾文的「演化論」，公立學校不要學生祈禱，媒體上存在大量挑戰傳統家庭價值，鼓勵性開放、同情同性戀的訊息，而政府政策也日益對女性有選擇墮胎的權利更為寬容。整體來說，他們將進步主義改革看成是文化危機的原凶，更認為危機的根源是「世俗化」趨勢，把宗教信仰變成只是私人選擇。他們希望宗教力量重新駕馭國家，領導社會，管控文化。
當共和黨在這種保守的宗教力量身上，找到了反擊六十年代左翼進步主義改革運動的同盟軍之後，右翼政治經濟力量和這股新冒升的宗教力量就開始互相勾結，變成所謂「宗教右派」。於是，互相矛盾的「政---教」組合就出現了：一方面是保守的文化價值，另一方面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這種組合就是所謂「新右派」。
換一句話說，「宗教右派」同時是一種政治運動，也是一種文化現象。當中，政治權力是其核心，宗教只是這場運動的載體，提供精神動力及組織資源。區分這種主次關係是重要的，因為基督教教義並不必然自動引伸出文化保守主義，相反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需要，把豐富的信仰內容，壓縮為一種意識形態。保守政治運動要從基督教抽取的，其實只是一種政治上有用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之故，他們對聖經教義其實只是選擇性的緊隨字義(selective literalism)。而甚至為了和其他保守主義力量結盟，又或者為了有效地打擊社會上的敵人，他們甚至可以策略性地把某些教義和信仰原則束諸高閣。例如他們為了打擊同性戀，他們在國際上可以和伊斯蘭教的保守派聯成一線，為了支援共和黨親以色列的中東政策，他們又會和猶太教站在同一陣線。1
如果我們站在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新保守主義運動的目的，其實是重整「文化」、「道德」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原來在現代自由社會下，社會被劃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兩部份，但在「宗教右派」的理想藍圖中，兩者被重新混同。不單公共權力在挽救道德危機的大旗下被「宗教右派」大力利用，以司管社會的德性培養，調控公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宗教右派」也力圖使得公共權力和公共機構，日益沾染宗教色彩。在「宗教右派」大力鼓動下，性、身體、和生活方式這些領域，漸次納入了政治規訓和管理的範圍。墮胎、安樂死、同性戀、婚前性行為、濫葯等，成為公權力介入私人生活領域的切入點。反對學校教授進化論，要求法院展示宗教象徵物等，也一一被「宗教右派」燃點，觸發「文化戰爭」式的衝突，使這些課題成為政治角力的場所。
簡而言之，「宗教右派」是一種全方位地開展的右翼社會運動，目標是使宗教和政治的界線含糊化。雖然最終目標，即所謂建立一個依上帝旨意所管轄的國度(即神權政治)，未必受所有「宗教右派」一致同意，但務求在公共政治儀式滲進宗教象徵，在公共空間擴大宗教影響力，和在宗教儀式及宗教空間中展現、論述，甚至推動某些政治議程，則只不過是同一個過程的兩種不同面向。
「宗教右派」所策動的這些新保守主義社會運動，比起西方世界這幾十年來日漸疲勞乏力的左翼社會運動，有更清淅的運動目標和政治目的，而比起在議會和政治建制(例如政黨)中活動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宗教右派」更能在日常生活和社區組織的層面鼓動民眾。「宗教右派」之所以能夠有強大活力，乃在於他們不將自己囿限在平凡乏味的議會政治規則和律法框框，反而更傾向以某種民粹主義和煽情反智的方式謀取支持。
他們以宗教熱情動員信眾投入政治，卻不會像自由主義者一樣烙守理性辯論，透過協商尋求共識，因為他們抱有強烈的敵我區分意識和「文化戰爭」心態。不過，亦因為這種戰爭心態，令得「宗教右派」顯現出一種對理性的犬儒態度，這種犬儒乃源自他們認為理性只是一種自由主義者所運用的武器。他們喜好辯論，甚至不惜訴諸詭辯，但他們並非有誠意透過討論而求取共識，只是因為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貌似「理性」的詭辯術去打擊以「理性主義」架設起來的「世俗主義文化」。從這個角度看，「宗教右派」實是一種在宗教面具下的犬儒主義者。
從「反共」到「和諧社會」
香港的基督教會中有相當部份和美國有頗深厚的淵源，所以，美國「宗教右派」的影響可以從美國輸入，自是毫不奇怪。可是，自80年代列根主義開始而在美國吒咤風雲的「宗教右派」，並未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顯著冒升。但自從千禧之後，大量相關的組織和活動卻在各個領域出現和開展，當中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內在的因素。
遠在八十年代，香港為本身「回歸」中國的所謂「九七問題」困擾，大批基督教教牧移民外國，對本地教會做成衝擊。教會的社會關懷以關心香港的政治前途表現出來，將主權移交的恐懼變成參與「民主運動」的動力。八十年代末六四事件也突顯出基督徒在自身信仰和政治身份的張力中，往往表現為一種若非批判便是保持距離的態度。可是，隨著九七的到來，使教會不少人試圖從疑懼和批判的選擇中走出，希望建立一種和未來政權更親近的關係，重新樹立 殖民地時代基督教和政府的親密及有利關係。不過，這種「親建制」的態度一直以來都受到教內不同意見的強力批判。在「回歸」之前，基督教「親建制」的趨勢並不明顯，不少人還以為，是因為基督徒信仰因為內含「西方」因素，無法和「共產政權」親和，並以為九七後基督教會是一種制衡「中共」及建制力量在香港影響力的公民社會力量。
在思想資源上，美國「宗教右派」源自冷戰時期那種「反共」意識，他們所經營的「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長期以來都建築在「反共」的意識形態上。他們視自己的敵人，亦即美國國內的「自由主義」，乃是一道向共產主義開啟的大門，會使美國邁向「奴役之路」。因而列根時期出現的「宗教右派」思想，只會替香港在過渡期內的「恐共」意識提供支援。可是，隨著九七過渡完成，中國投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形勢也日益鞏固，「宗教右派」對中國政權的天然敵意也隨之而消減。而在大陸開放程度日益增加的情況下，美國「宗教右派」亦將其在全球擴展影響的計劃中，把中國包含在內。
而為了鞏固中國實質的資本主義道路，防範社會出現爭論而引發危機，04年中共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方針，突顯了要利用宗教作為穩定及建設「和諧社會」的力量。這也是中共政權因為要建立自己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而向各種宗教招手之始。而在03年的「沙士危機」之後，香港爆發了連續兩年的「七一大遊行」，首任特首董建華亦提早下台，社會充滿不安和怨氣，香港基督教領袖亦隨即在04年聯合發表「牧函」，將政治危機和市民對體制的批判解讀成「文化危機」和「文化衝突」，為基督教教會轉向積極介入社會議題和文化領域進一步打開道路，遙遙呼應著中共「和諧社會」的主旋律。
不過事實上，在九七之後，不少美國和「宗教右派」有關的機構已經開始在香港開展工作。不少研究都指出，美國「宗教右派」的發展，仰賴新的傳播和組織的方式，例如電視廣播（「電子福音」televangelism）和堂會外的福音機構(para-church institutions)。事實上，在回歸後十多年來，這些新發明出來的組織方式和運動方式，也開始陸續在香港出現。97年「明光社」成立，專注性道德問題；98年「大衛城文化中心」成立，引入「貞潔運動」；04年，由美國「宗教右派」核心人物Pat Robertson所創立的「視博恩」(CBN)機構，也在相近的時間在香港開展廣播事業，在亞洲電視播放「星火飛騰」節目，配合電話福音輔導。其他以青年為對象的非堂會基督徒組織，也相繼成立，推動類近的議程，重點不外乎「性道德」或「家庭價值」。
這些機構的特徵和傳統堂會不同的是，他們顯然是以針對社會上某種文化、心理需要而建立，靈活地配合市場需要。這些以性問題、家庭問題作主要招徠的機構，針對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市場，因為這個階級最需要一種力量來支援他們面對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一方面是職場上見利忘義的激烈競爭，「向上爬」的壓力，另一方面，是下一代生活意義的空虚，家長權威喪失，子女不按家長所投射出來的理想路徑成長。這些關於「性」與「家庭」的機構，把基督教信仰重新包裝為一種靈性市場上的商品，在日日恐懼其子女在成長過程中「行差踏錯」的中產階級家長中，這種種以某種中產「生活風格」形象包裝成「文化商品」的新式宗教生活，找到了龐大的市場。而中、小學教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包括「直資學校」和「校本管理」制度的引入，中產階級家長對學校的辦學方針有更大的影響力，從而亦滿足了中產階級的家長，在不觸動競爭、淘汰、以市場為本的「新自由主義」原則下，同時希望維持家長權威的願望。這種「新家長權威」的形成，在不斷被喧染的「管教危機」底下，慢慢使「家長教師會」等組織，變成「新保守主義」力量集結和凝聚的溫床，漸次形成「家長---教師---教會」之間一條「新保守」價值的連線。
表達這種新保守主義議程最清楚的，也產生最近爭議和最多人熟知的團體，莫如「明光社」及「性文化學會」等。它們在一些性、道德、家庭和生活方式等問題上，積極進取，把保守的性道德運動向社會大力推銷。他們在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上，大量動員教友參加一些施加政治壓力的社運活動，亦透過各種學校和教育機構渠道，把保守派的性道德向在學同學灌輸，並有不少保守主義運動的熱心份子加入「家長教師會」一類的學校組織，對教會學校和非教會學校的校政方針，以致社會的教育政策、傳媒政策和文化資訊政策，都產生不少實質的影響力。由於他們的曝光率比較高，令致不少人都以為，例如「明光社」這類團體的活動，就是「宗教右派」的主要內涵。殊不知它們可能只是整個「宗教右派」在香港擴展影響力過程中的冰山一角，或是多頭馬車中的其中一頭馬。「宗教右派」在選舉運動上的作用即為另一例。
06 年特首由「小圈子」的「選舉團」選出，基督教界選出本界的「推選委員」，福音派的鍾家樂和靈恩派的陳世強參選。兩者均表現強烈的親建制立場，發表政見認為要「獲取中央政府信任」、「能實際地與整個中國政府溝通」。有報道亦指他們的參選有「中聯辦」的積極支持和鼓勵。而07年立法會選舉，可說是「宗教右派」把教會當作政治選戰拉票基地的初試蹄聲。某些教會的牧職人員，集中支持一些抱持右翼保守立場的親建制派候選人，為其拉票。而這種將宗教背景作為政治動員因素的現象，也出現在某些民主派政黨。而在他們上任了這幾年來，亦見他們積極地支持和推動以「新保守主義」立場所定立的方針政策，和應著由立法會外「宗教右派」團體所提倡的社會政策取向。
不過，由於香港的政治並非主要透過民主選舉進行，政治權力並不是主要由選票去分配，所以，「宗教右派」政治亦無需像美國一樣，主要以選舉的動員和選民的支持來組織。相反，一些選舉以外的政教互動，更能顯示建制政治勢力和保守主義基督教之間的相互靠攏。例如，08年在蘇錦樑被委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之前，當時身為「民建聯」副主席的他，就在「恩福堂」出席了一個名為「主力愛家庭」的會議，同場演講的還有濃厚親中商人背景的容永棋、活躍在親中商界的教會「敬拜會」長老陳世強，以及「恩福堂」的牧師蘇穎智等，而「民建聯」主席曾鈺成當時亦有上台發言，鼓勵與會基督徒日後就家庭和諧的議題多多表達意見，以制衡其他小眾聲音。
事實上，香港的宗教力量和親建制政治力量相互靠近，實可以用「恩福堂」這次會議作為一個深具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因為在八十年代基本法草擬期間，支持民主運動的基督徒論政團體「守望社」，曾經就基本法內如何規限教會及教徒的參與政治權利，與反映北京立場的一些「影子寫手」進行過筆戰。當年因為忌諱基督教徒間普遍存在的批評建制取向，北京努力約束教徒及教會的參政空間，高舉「政教分離」原則，警告基督徒不得利用教堂宣揚政見及作政治動員。當時化名「辛維思」的「影子寫手」後來證實是馬力。當二十多年後曾鈺成在「恩福堂」的講壇上發言呼籲教徒起來時，馬力正是建制派政黨「民建聯」的主席。可以看見，在這些「宗教右派」日益壯大並主動推動保守主義的議程底下，親北京的建制力量與香港基督教的關係，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事實上，除了親建制的政黨和教會加強互動之外，香港政府內部亦顯示出日漸為一批保守的「宗教右派」所穿透的事實。例如，退任的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的妻子馬王培琪(Linda Ma)及其女兒馬露明，就創辦了一個名為「全城更新」(Citywide Renewal)的機構。這個機構在05年至今，每年均舉辦「全球祈禱日」，在這些規模鉅大的活動中，都有政府高官出席並領禱。馬時亨、林瑞麟、李少光、黃仁龍等均有出席。這項大型祈禱活動，其實是伸延自美國堪薩斯城的「國際禱告之家」(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文化戰爭」與「神國神學」
「國際禱告之家」的理念師承靈恩派神學家魏格納(Peter Wagner)所描繪的「新使徒改革運動」(The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它是一個典型的所謂「新使徒性教會」 (或曰「後宗派基督教組織」)。按魏格納的分析，這些「新使徒性教會」有著不同的「領導型態」和「權柄結構」，奉行「五重職事」的原則，不是傳統教會中的以神學學歷、教會資歷為條件。魏格納認為，奉行這些新組織原則的新「教會」，比傳統的宗派堂會更有活力，他更認為這就是當西方大部份正統的宗派堂會日漸走下坡之際，而另一些卻有巨大的增長的區別性因素。他在有靈恩派和五旬節派背境的教會中找到這種模式，並推廣為其他教會應改革的方向，他更認為這種改變與所謂 的「第三波靈恩運動」有緊密關係。
驟眼看來，這些教會組織方式似乎只是屬於教義詮釋及信徒的教內生活有關，但究其實，這些轉變，已逐漸成為基督教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社會觀的基礎，形成一種新的基督教與政治及文化的關係。當中，「宗教右派」大大受益於這種轉變，並日益地乘著這種轉變把它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基督教右派文化。事實上，「國際禱告之家」這類跨國組織及其創始人的魏格納（也是他提出「第三波靈恩運動」這說法）具有一種全球的視野／野心，因為他們希望達成的是一場全球性的「宗教改革」(比美馬丁路德當年的「新教改革」)。他們宣示其目的是為了完成上帝給予的「大使命」，也就是改變基督教教會過去一直以來只關注教會內的靈性工作，轉而變成主動介入世界和社會，從中轉化世界，使世界不同的角落漸次「基督教化」。他們又主張，要成功使「聖靈復興」，關鍵不在於使「屬靈」的人去事奉教會，而是影響社會上的七個界別(即家庭、教育、政府、經濟、藝術與媒體、宗教)，要讓他們在這些界別登上高位，掌握權力。因為只有這樣，神國才會實現。
事實上，美國「宗教右派」的勃興，和魏格納所要鼓吹的這種「新使徒改革運動」底下對信徒角色的新理解，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不但主張以「後宗派」組織衝擊既有宗派堂會，更要信徒改變他們與教會的互動和教會與社會的互動。他認為宣教和禱告要互相結合，並從他的一套兼備靈恩派和福音派的神學，發展出「繪畫屬靈地圖」(Spiritual Mapping)的觀念，以所謂「屬靈爭戰」的思維，從地域戰爭的角度，開展與任何被視為邪靈勢力的爭戰。1他為，邪惡勢力的權勢是透過人間的政府、宗教和各種制度而被組織起來的。「屬靈地圖」要繪測的是正邪對比的戰陣，禱告的目的是要轉化地區的力量對比。而關於轉化世界的「大使命」，下分為轉化國家、轉化城市的各個地區戰役。他又為這場屬靈大戰，定出所謂「七山訓令」(7-Mountain Mandate)，以上述的七個界別為轉化的目的地。他主張「屬靈」的人不應只留在教會當牧師、傳道，而是要進佔這些界別的高位，透過影響社會而事奉上帝。
事實上，魏格納所代表的這一套「屬靈戰爭」論是遠遠超越以美國本土政治範圍的「宗教右派」，而是一個具有全球視野和地域策略觀念的宏觀分析。所以，他們非常着意由美國向外輸出這一套「屬靈繪測」的操作。一個從屬這個派別的全球宣教組織「青年使命團」最近更發展出一套稱之為4K的屬靈繪圖系統。他們聲稱要結合新資訊科技，逐個國家、逐個城市、逐個社區，有戰略的打這場促使「聖靈復興」的戰爭。和這套全球文化戰相配合的，就是那一連串跨國協作的巨型、「奇觀式」(spectacular)的全球祈禱活動，在結合耶穌的全部肢體的名義下，衝擊著各地的地區堂會。雖然這套「神國神學」 1(dominion theology)具有來自「靈恩派」的強烈色彩，亦因此而和不少「福音派教會」產生教理上的衝突，不斷做成一些教會的分裂，但它又的確準確地利用了「全球化」年代對「盛事」的迷戀，使不少福音派的教會也捲進其中，成為他的「第三波靈恩運動」成功的佐證。
很顯然，這套以「文化戰爭」／「屬靈戰爭」為基本視野的「神國神學」，除了對香港現存以「福音派」為主的基督教會帶來挑戰和衝擊外，也正深入地進入了香港政府的內部。香港政府的幾位基督徒高官，正正緊密地配合這套以「轉化城市」為目標的「文化戰爭」部署。難怪與「宗教右派」經典議程相關的社會道德政策，例如校園驗毒、打擊色情、家庭價值等會成為特區政府的優先政策。
由於「七山訓令」所指的是任何被視為具「聖靈感召」的「屬靈」人要以攀上社會高位為事奉上帝，所以這套神學正是一套屬於上流社會、成功人仕的神學，因為他們的事業「成功」和「靈性要求」不單毫不矛盾，而且這些「成功」往往就直接被視為「聖靈」的作用，見證了「得救」。所以，這套不以堂區為本的中產神學，就以例如「商人團契」的方式，以「職場神學」的模式，在商業中心區域廣泛開展，「靈性」的場合、傳教的機會往往是他們安排的飯局宴會，針對的不少是官商巨賈和名人領袖。而他們也盡量要利用這些人物在大眾媒體曝光，以他們的「成功」作「聖靈復興」的見證。在此，當「宗教右派」在建立自己的敵我觀念的時候會狠批「世俗主義霸權」，但在「復興聖靈」的大業下，「靈性」和「世俗」又是如此的貼近。
「宗教右派」的全球化
事實上，今天活躍於香港上流社會和政商權貴之間，起著實質作用「轉化處於水火不容的對立地位，屬於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但「美國傳承」卻和其他後現代文化形式一樣，具有類型混雜、嬉樂、縱情的特質，充斥著虚擬、複製的風格。Harding 認為這象徵著在這些所謂「基要教義」信徒背後的其實是一種「大眾神學」，不是受壓受排擠的經驗，而是現實與虚構之間「後現代式」的界限消解。美國新聞評論員Lawrence Wright亦評論，這些狂熱的電子福音報道家所信的，其實是搗毀理性的虚無主義。2
蘇穎智牧師為了在大陸推行這個名為「和諧之都」的主題公園大計，據報導，在大陸官員面前，將整部聖經的主題解釋為「和諧」，並說驚訝於與當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諧社會」主張，竟然不謀而合。1這種將上帝心意和中共政權心意的界限相互消解的神學，對一些基督徒來說可能是相當費解，但對於從「反共」走上「親共」的路，正在打破全球地域疆界的「宗教右派」來說，這卻是明明白白，無需理性解釋的「後現代」與「虚無」，因為歸根到柢，他們要實現的，只是一種作為意識形態與作為權力侍從的「新保守主義」。
「順服」與「河蟹教會」
2010年5月，香港有一個由五位泛民派議員辭職所引發的一場名為「變相公投」的補選，香港基督教會的保守主義亦將其蘊釀和發展了好一段日子的意識形態面目，作了一次全面而徹底的展露。針對「五區公投」這項議題，「華人基督教聯會」2在 2010年2月7日召開了一次祈禱會，名為「為香港求平安」，參與發言和領禱者從神學到具體的政治分析，仔細而全面地將基督教會以「順服」政權為主調的一套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作了公開的陳述。3而在當日作主講的播道會港福堂4主任牧師吳宗文，更引用《聖經》中<羅馬書>的經文，直指信徒要順服執政掌權者、尊重長官，並引用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對相關經文的注釋，為「順從」這一指導思想作解。
不過，最引人觸目的是演講接著下來對這種「順服」思想的具體演譯。吳宗文認為香港參政人士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肯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尊重中國對香港有的主、治權。他又批評了那些從「政治理想」出發的人，其實是把一些烏托邦的東西脫離實況地強加諸社會，把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在他眼中，亞洲和東歐所實行的民主，從沒有純西方色彩的，強行移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又大力抨擊推動民主的人，只知理念，但不考慮民主理念的實施需要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工程」，無視了一些政治學者所指，政治應該是一種妥協的藝術、一種「分餅遊戲」。吳宗文更指那些不能以「妥協」和「分餅」作為底線的人，是挑戰權威和測試極限，將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民生置諸不理，他們需要對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著我們這個城市的是一些諸如「全備福音商人團契」（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Fellowship）之類的跨國性「宗教右派」組織，他們力量龐大，網絡遍佈全球，以各國各地的掌權人為目標和骨幹，是美國向世界輸出「全球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主要力量。5而他們也是目前促成香港基督教界和政府愈來愈互相配合，實現政權可以利用宗教以維持一種保守的「河蟹化」力量的主要推動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混同政界、商界、專業人仕和宗教界各種保守力量的組織，例如「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等，正在慢慢構成一個龐大的的「政商教關係網絡」，並日益在各類大小社會議題作發揮影響力，推動一場「新保守主義運動」，甚至儼然一個影子的新保守黨。6
這場在本地發展迅速的「新保守主義運動」也和一切社會運動一樣需要輿論工具的配合。「國度事奉中心」及其機關刊物《國度復興報》，在09年香港社會因為「家暴條例」而引起一片對「宗教右派」強力批判的聲音下，仍然不斷鼓吹「文化戰爭論」。在一篇社論中他們更明確地討論如何和政府及商界結連來打本地的「道德文化戰」，以作全球文化戰的配合。社論寫道：
"我們要討論道德文化戰的長期和短期目標與策略、探討與政府及商界的結連、釐定可持續發展的藍圖、尋求法律及財務上長期的支援，以及培育接棒的下一代。歐洲的道德文化戰已敗北；美國仍是中間靠右，預料在奧巴馬執政期間攻防會短兵相接；香港及東亞是一個已開戰的戰場，教會須起來迎敵作戰。" 1
事實上，在前述07年民建聯兩位領導人到「恩福堂」鼓勵教友參與政治事務的「主力愛家庭」會議之後，《國度復興報》即時以大篇幅報導之餘，更已經在社論中大力鼓吹香港基督教應仿傚美國「宗教右派」宗師Jerry Falwell，成立類似他創辦的「宗教右派」核心組織Moral Majority的組織或基督徒政團，辦一份面向全社會的基督徒世俗報章，意圖照搬美國模式，在香港政壇和公眾輿論大展拳腳。2繼後，在09年國慶期間，亦接連發表社論，主張「國家當視基督徒為夥伴」，及「教會應慶祝國慶」、把「神國帶往社區每個角落」。3
這股全球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要在靈恩派的蘇穎智牧師為了在大陸推行這個名為「和諧之都」的主題公園大計，據報導，在大陸官員面前，將整部聖經的主題解釋為「和諧」，並說驚訝於與當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諧社會」主張，竟然不謀而合。2這種將上帝心意和中共政權心意的界限相互消解的神學，對一些基督徒來說可能是相當費解，但對於從「反共」走上「親共」的路，正在打破全球地域疆界的「宗教右派」來說，這卻是明明白白，無需理性解釋的「後現代」與「虚無」，因為歸根到柢，他們要實現的，只是一種作為意識形態與作為權力侍從的「新保守主義」。
「順服」與「河蟹教會」
2010年5月，香港有一個由五位泛民派議員辭職所引發的一場名為「變相公投」的補選，香港基督教會的保守主義亦將其蘊釀和發展了好一段日子的意識形態面目，作了一次全面而徹底的展露。針對「五區公投」這項議題，「華人基督教聯會」3在2010年2月7日召開了一次祈禱會，名為「為香港求平安」，參與發言和領禱者從神學到具體的政治分析，仔細而全面地將基督教會以「順服」政權為主調的一套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作了公開的陳述。4而在當日作主講的播道會港福堂5主任牧師吳宗文，更引用《聖經》中<羅馬書>的經文，直指信徒要順服執政掌權者、尊重長官，並引用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對相關經文的注釋，為「順從」這一指導思想作解。
不過，最引人觸目的是演講接著下來對這種「順服」思想的具體演譯。吳宗文認為香港參政人士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肯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尊重中國對香港有的主、治權。他又批評了那些從「政治理想」出發的人，其實是把一些烏托邦的東西脫離實況地強加諸社會，把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在他眼中，亞洲和東歐所實行的民主，從沒有純西方色彩的，強行移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又大力抨擊推動民主的人，只知理念，但不考慮民主理念的實施需要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工程」，無視了一些政治學者所指，政治應該是一種妥協的藝術、一種「分餅遊戲」。吳宗文更指那些不能以「妥協」和「分餅」作為底線的人，是挑戰權威和測試極限，將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民生置諸不理，他們需要對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
而針對香港的立法會，吳宗文批評議會內的某些議員仿傚了韓國、台灣的打罵文化，與「暴民政治」(mob politics)只是一線之隔。他們不能像先進民主國家的議會一樣，提問先後有序、「措辭溫文禮」。而一些宣揚「民主自由」的媒體，更是存有「政治正確」的偏見，極盡語言誤導、煽動、卻又誨淫誨色、鼓勵賭博。年青人正濡目染，所以街頭示威盡訴軀體暴力，是受西方後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
事實上，吳宗文的發言可以說是香港基督教界領導香港保守主義運動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一套綱領和政策清單。上及宗教與政權的關係，下及對文化、媒體、思潮和青少年的批評方式及取態。在這套保守主義的綱領性發言當中，雖然以基督教神學開頭，但後果卻索性拋開了神學，既混雜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反理想主義／反烏托邦」修辭，也湊合了「亞洲文化特殊論」的「文化相對主義」論述，甚至有點「反西方」的語調。不過，這樣說的時候，吳宗文似乎忘記了基督教自己也是來自「西方」的「洋教」的事實，只是，他在佔取「非西方的現實」作為發言依據，砲轟他人的時候，卻仍不忘把「西方議會」的「禮貌」、「有序」肆意理想化和神話化，以便嘲弄那些「擁抱西方民主」的人。再者，不無排他及種族主義意味地，吳宗文最後更認為其他打著基督教旗幟的群體和刊物，甚至那些「外國(教會)組織在香港設立的分會」並不一定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則，而只有「華人基督教聯會」才是華人信徒自發組織，才能代表香港基督教教會的聲音。
雖然這套論述是如此駁雜和充滿矛盾、誤讀，但作為一套全面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所關心的不在乎理念分析和邏輯一致，而在於可以指導行動。所以，最後吳宗文不單求主賜給執政掌權者「鐵柱銅墻」的果斷，更呼籲在「五區補選[公投]」中，基督徒能付諸行動，以手上一票「把暴力驅趕出議會」，或投以極高數目的「白票」和「空票」，以展示基督徒反對他所稱的「抹黑誣衊、人身攻擊、言語粗暴、偏頗抨擊及過激舉動」。事實上，在親建制陣營在「五區補選[公投]」投票之前普遍採取了冷待和杯葛態度相比，吳宗文率先高呼基督徒起來行動，以教會為渠道影響投票結果，令人側目。
作為一種香港建制派所需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吳宗文的發言和行動呼召，集中地體現了香港基督教會和政權的相互靠攏，在「和諧社會」的呼召下，已經是如何到達水乳交融的地埗。這套右翼的意識形態，既有美國基右全球擴張的淵源，也有本地教會與建制勾結合謀的悠長傳統因素。和「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那種道德保守主義 (有時再混同一點半吊子的「溫和民主派」面貌)相比，這是一種徹底而沒有保留的政治保守主義。而按吳宗文所解釋，這種使基督教完全服膺於中共政權「和諧社會」政策旗下的政治保守主義，其目的是要背負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也就是「如何令中國對基督教改觀，並使用基督教成為中國文明向前推進的力量」。只是，這種「推動中國文明向前推進的力量」不會再是西方民主，甚至不是民主、公義、人權等的「理念」，而是經中共授權欽定的「和諧」，於其上塗上了基督教的膏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