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聞說柏林和莫斯科在希特拉和史大林掌權時，也希望把整個政府中心當是超大型紀念碑，榮耀自己的功業。親愛的曾特首，花幾十億建一個政府總部容易，要live up to its scale of prestige難呀。日後督眼督鼻，成為這片後殖民土地堂皇的創傷符號，也就恨錯難返了。
我們都慶幸香港走出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年代。但在添馬艦的問題上，步伐就走得太快了。在曾特首的「強政勵治」下，經過短暫的討價還價，「親、疏」的政黨都被降服，撥款方案快將過關，工程隨即上馬。這是難得的高效率。但這個高效率，對於香港，代價是太大了。過程中我們沒有深思的機會，民間沒有發言權。難道「強政勵治」要犧牲的，就是深層的反思？
添馬艦的空間一直是霸權的，最初是軍營禁地。海軍船塢年代每年海軍日開放予公眾參觀，算是這片禁衛森嚴的軍營一年裏最輕鬆的時刻。後來海軍船塢遷至昂船洲，船塢被填平，軍營範圍縮減到威爾斯親王大廈（今駐港解放軍總部大樓）。回歸後經濟低迷延緩了土地的商業化，董建華也最終放棄他最初提出的政府總部構想。暫時廢置的添馬艦反而更讓民間親近、並刻記了一些本土香港的記憶：萬人盆菜宴、露天看周星馳電影、香港人的工展會……。政府總部重新上馬，標誌着「人民的」添馬艦重回到政權手中。政府所「侵佔」的空間，總難免是霸道的。
親和力蕩然無存
借龍應台教授的說法，只有最「不知謙抑、不知收斂」的政府，才喜歡建造壯麗宏偉的政府大樓。港英政府興建的舊政府總部，不能算是美觀，但它的低調總給人一種無以名之的親和力。
要強調的是，舊政府總部在港英時代就從不叫政府總部，至今還保留的英文名稱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中文譯名就只是謙遜的「中區政府合署」。倫敦、巴黎、紐約等真正的國際大都會的市政府大樓都建得低調，只有權力欲過度膨脹的政府，才要建造呈君臨之勢的「總部」，讓人膜拜。近年內地的縣市政府，爭相建造大白象式的政府大樓，其富麗堂皇，與當地民間生活的貧缺，及政府本身的行政能力，形成不小的反差。香港國際性的一面，長久以來體現於其政府的克制、理性，而非浮誇自大。香港有必要追逐大陸這俗流嗎？
十六世紀意大利政治權術家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在其《君王論》中告誡統治者，要確保其政權的穩固，就必要把境內代表其政權的城堡拆去，不然，該些城堡就只會成為憤怒的被統治者衝擊的對象。政權終會因耀武揚威的城堡而崩潰。
馬基維利認為，城堡對於政權的維持，毫無助益，反而有害。政府總部大樓是現代的城堡，港英政府把其「總部」建得低調，除了是戰後物資財力短缺的局限外，其背後的策略盤算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假設。
自製「麻煩」空間
政府大樓前都建有宏偉的市政廣場，作為城市、以至全國的「精神中心」所在，是政權用心營建的。這些政府大樓和廣場，固然是政權的標誌，但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裏，它卻往往成為了反政權的陣地，是當權者為之「頭疼」的空間。世界上這類空間多不勝數，巴黎的協和廣場、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莫斯科紅場、墨西哥城憲政廣場、近來常在電視畫面中出現的台北凱達格蘭大道等……無不是「麻煩」的空間，示威抗議暴動，無日無之。而我們最熟悉的，當然是北京天安門廣場。
添馬艦的具體規劃還未出台，但肯定的是當中會有一個市政廣場。從謀略的角度為政府想，香港需要一個這樣的「麻煩」廣場嗎？長毛等職業抗爭者當然會歡迎這樣的規劃，因為香港正缺乏一個這樣的廣場空間：皇后像廣場不便於舉行集會、遮打花園四面有圍牆容易為軍警控制、金紫荊廣場太偏遠，唯一能容納大量示威者的維多利亞公園，離城市的中心地帶有兩小時的腳程……。添馬艦前的政府總部廣場，正好能補香港的「不足」。「亞洲的國際城市」就要有一個體面的大廣場嗎？為何不能在香港的中心地帶留一片「白」？
誰為香港精神定義？
建不建添馬艦政府總部，考慮的決不應只是建築造價，也不是樓面面積地積比率，更非是用預製模件與否、能否創造本地就業機會的問題。建政府總部，營造一個香港的「精神中心」，是一個很文化的問題，而非只是技術層面的探討。
何謂香港的「精神」？香港的本土精神，還是中國的香港大論述下的香港精神？香港精神本就是多元的，誰有權給香港精神下一個霸權的論述？我認為權不能由政府掌握。
添馬艦政府總部，不建為好。要建，有幾點要深入想想：
一、政府總部設計的背後理念是什麽？重要的建築都有要表達的理念，德國還都柏林前對舊國會大樓作改建，大樓的圓拱頂換裝成透明的玻璃幕牆，以示議會的開放性；北京人民大會堂要能容納萬人會議，以表達人民的參與。我們的政府總部呢？
二、政府總部大樓的建築式樣會是怎樣？總不應是普通的方塊大廈吧！中央圖書館的劣等折衷主義式樣也顯然不適合。
三、香港精神，要如何勾畫？四、現有政府山，要怎樣保護？它是香港百多年歷史的重要見證啊！
李家翹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系客席講師
信報財經新聞 2006-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