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inmedia不少人，包括筆者在內，都眼大錯怪了周教授上星期的文章。說不定周教授發現香港有個叫作inmedia的地方，有人對他的文章評頭品足打分之類，今天在信報另發一文，把說話說明白一點。沒甚麼新內容，但也貼出來，公道公道。)
上周以巴士阿叔為題，討論香港的「不文明」現象，有朋友看了，認為意思過於隱晦，不知我是贊同這些不文明現象：不介意有人在巴士上喧嘩、在濕地公園野餐、在屯門公園賣藝，還是我認為這些不文明現象應逐漸消失，隨香港邁向國際大都會，市民也應提升自己的行為和表現？
首先，作為一種現象，社會上發生的任何事情，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猶如在濕地公園裏野餐，對携帶食物來分享的家庭來說，應該是賞心樂事，但對環保團體來說，這樣的行為不但大煞風景，且破壞有意恬靜地欣賞大自然生態變化者的雅興。因此，事情的好與壞，很視乎感受者的價值觀，很難說某種行為或表現就是好的，其他就是壞的。
文明與粗俗熔於一爐
其實，我故意為「不文明」一詞打了個引號，意思就是說，這些現象雖然看來不文明，對有這種行為的市民來說，卻可能是他們生活的自然表現，別人覺得不文明，便由得他人去批評，自己不一定要改變。
在巴士阿叔的討論中，我關心的，並非這些表現是否文明，而是從這些現象中，我們可否察覺香港社會正在分裂之中：香港社會有所謂文明和進步的一面，但也有所謂落後和粗俗的一面。我特別加上「所謂」，因這些形容都只從某種角度或價值觀念看，社會上實在沒有共同認許的客觀標準。而我擔心的，是這種撕裂正在把香港社會分成兩部分：一些人隨經濟發展不斷向上爬升，講求卓越、效率和個人享受；另一些人則仍在轉變的邊沿掙扎，終日生活惶恐、不安和任由命運擺布。
我對香港社會這種撕裂現象，是從點點滴滴的觀察得來的。在上周文章的結尾處，我提及在某些地區裏，連一間高級的咖啡店也沒有，也正是我觀察的一點一滴。猶記兩年前我擔任天水圍倫常慘劇調查小組的成員，在一個周日下午，我約了幾位在屯門工作的社工畢業生，帶我到天水圍實地考察；走了個下午，大家都有點累了，我建議找間香港大學也有的高級咖啡店坐坐，多聽他們對天水圍的感受。他們說天水圍沒有這樣的咖啡店，鄰近超過半百萬人口的屯門也沒有，有的只是一般茶餐廳，多數沒有不吸煙的座位。
我聽了社工同學們的話，初則有點惘然，但深入想想，住在屯門的居民，收入較好的，多在港島、九龍工作，要喝二、三十元一杯咖啡，可以在工作的地點喝，不用回來屯門；至於在屯門工作的，收入偏低，二、三十元一杯咖啡的錢，可以在屯門的餐廳和酒樓吃一頓不錯的午飯，這樣何必花錢去喝咖啡。商人是有頭腦的，沒有生意的地區又何必開設高級咖啡店！社工同學還對我說，在天水圍銀行也不多一間，櫃員機十分罕有。
生活方式差異的鴻溝
生活方式的差異，難免在市民間築起鴻溝。我還可以舉另一例子，也是兩年前，也是社工畢業同學帶我到元朗看看新發展。我對元朗的印象，留下來的是大馬路上的老餅店，現在有輕鐵貫通，周日的下午擠滿了行人。遊完市區，我們到附近的雀鳥公園，小小的山丘上有不大不小的平台，有數十人在那裏閒坐，多是一家大小，也多帶有食物來吃。
令我感到特別的，是在平台上玩耍的小孩，玩的都是非常原始的遊戲，如跳飛機、踢球、跳橡筋繩等，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處可見的。
平日，我也常到港島半山的灣仔峽公園，周日也有很多小孩，但他們除使用公園內的新式設施外，多帶有自己的玩具，很追上潮流，群體活動較少。我這樣作了個對比，想說明的是，香港社會正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埋堆，其中並沒有好壞之分，但在這兩個不同的世界裏，兒童有不同的成長經歷，成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他們看事物，也常持不同的觀點和價值取向。
有了這些觀察，我還作了數字上的分析。早前我在本欄說過，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三年，香港的收入分布正向兩邊推進：月入五萬元的家庭增加了，而月入六千元以下的也以倍數增加。這種情況不是香港獨有，台灣也出現了「下流化」現象，即本來中等收入的，現在都往下移動。香港的情況比台灣嚴重，有團體批評香港貧富兩極化，要求政府正視貧富懸殊問題，但我覺得更值得憂慮的，是作為中流砥柱的中產階級慢慢流失時，香港社會的根基也會出現動搖。
我得重申，社會現象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這些所謂文明或不文明現象只是社會的一部分。但我們可要注意的，追求卓越和自我成就的人，很難明白那些時常朝不保夕的人的感受；同樣地，那些每用一個錢總要想過度過的人，也很難明白怎可喝一杯咖啡、吃一個蛋糕，也要花上五、六十元。
我得承認，民眾感受上的撕裂是常有的。戰後初期在淺水灣酒店吃一個餐，是窮人的一月糧，但那時在淺水灣酒店吃餐的人是極少數；今天，香港成為文明的國際大都會，但被指為「不文明」的現象卻比比皆是。
《信報財經新聞》2006-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