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辛的全球城市理論，建基在她的全球資本地理學，她指出，由於資本的擴張越廣，需要全球城市這些控制－指揮中心（control-command centre），她對資本的過份關注，引起一些學者的批評，這些批評，又帶引我們注視國家政權（state）對形塑城市的重要性。
懷特（James W. White）指出，莎辛的理論犯了經濟還原主義（reductionism），把全球資本力量視作同質而巨大的力量，使全世界不少城市的發展或多或少推向匯同（convergence），因而忽略了政治因素，特別是國家的角色，莎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把紐約的經驗普遍化，沒有注意各民族國家以及地方政府的角色。
就以莎辛所說的金融及專業服務業的聚集與增長，巴黎便呈現不一樣的狀況，巴黎市的La Defense位於巴黎西面，是新興的商業區，但主要不是由全球資本帶動而發展起來，而是由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龐比度（Georges Pompidou）推動，他的繼任人不單沒有繼續推動，還施以諸多限制，結果，巴黎的中心商業區並不沒有擴張。
這些限制，其實與巴黎市政府，以至法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有關，如果說巴黎經歷著全球化，她的競爭及發展場所不在金融資本，而在文化，70年代以來各項大型工程，皆與文化有關，政府與民間獲取了共識，需要提升巴黎的文化與美學資產，所以，反而對其他發展採取限制。
當然，不是說法國或巴黎沒有全球城市的兩極化，但巴黎中心與周邊移民聚居的社區，可以說是兩個，但主要不是資本流動造成，反而是國家政策及規劃的結果，莎辛說的紐約兩極化，主要是較不受規範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所造成，不見得每一個城市也如此。
簡單來說，法國的行政官僚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形塑城市發展，懷特稱之為「被動員起來的集團主義」（mobilized corporatism），各級政府及公共機構一起抵抗某種或某些全球資本的力量，並參與建構巴黎與別不同的全球特性。
懷特的巴黎個案，似乎要提出政府的區域規劃及政策，可以改造城市的全球特性，資本並不是永遠佔主導位置。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