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iza Featherstone, Doug Henwood, Christian Parenti
按：99年西雅圖的亢奮之後， “反全球化運動” 透過各地大示威，顯得聲勢浩大。但不旋踵，九一一事件把美國最保守最右翼的一面顯露無遺。美國左翼異見者對大局無能為力。三名長期觀察及介入運動的美國知名記者及編輯，在九一一後寫了這一篇批評美國社運現況的文章。內容雖是針對美國左翼及社運積極分子的文化，但香港讀者讀來，會否發覺，雖然香港社運積極分子每每批評美國，但香港其實也是很 ‘美國’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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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will be taken: Left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我地唔可以俾d分析阻住哂！” 2001年秋天，紐約一個反戰集會上一位社運積極分子這樣告訴我們，他說的時候就像[貓]吐出毛球一樣爽快。他的失言可能是因為警覺性一時放鬆了。當天的事進行得很順利，沒有甚麼被 “阻住”。人們高叫反對美國轟炸阿富汗，卻沒有提出關於這件事的任何有價值的想法 (當然這並不包括那些認為整個鬧劇都是由Unocal及Lockheed Martin飛機製造商所推動的說法，但這正是當日很多演說者的 “分析”)。然而，當天那個時刻，正是要求人們去做更多的事，而不是單單去揮舞同一堆符號------“停止轟炸”、 “反對為石油而戰”------這些口號在上一次波斯灣戰爭時，已被反戰積極分子叫得震天價響。最近這次戰爭又再呼籲同一套東西，但[十年來]為這而做過的事卻沒有多少。
所以，社運積極分子左派 (我們指那些全球正義、和平、媒體民主、社區組織、financial populist及綠色運動) 的意識形態是甚麼呢？社會主義嗎？多半不是------他們太恐懼國家政權了。有些社運積極分子是無政府主義 – 但大多是只基於情緒反射，而非[對無政府主義有過]嚴格思考。其他人是自由派 – 雖然很多人都太激，對制度也很懷疑，所以這個標籤也不合用。有更多的人實際上根本沒有甚麼意識形態。所以，大體上社運積極分子左派就是一班散兵游勇，一群 “後意識形態 [年代]” 的有心人、一些實用主義者，以及木偶戲藝人嗎？
不是的。今日這些年青的搞事分子是有一套意識形態的，這套意識形態一如過去那些偉大信仰體系一樣，入心入肺，智性上也無所不包。這批填滿各無盡的大小會議，敲鑼打鼓、帶 “工作坊”、為木偶上色的勇士們的確有一套信條，那就是他們都是社運積極主義分子(activismists)。
對呀，社運積極主義分子。這套新穎的意識形態，結合著超度地媒體化了的美國文化當中的政治文盲狀態，以及十九世紀禁酒令風行時期那種道德狂熱。在這套世界觀底下，條條大路通向更多的社運積極主義，和更多的社運積極分子。而所有參與行動的人，都是正氣凜然的。社運積極主義分子好像向Heinrich Boll短篇小說中的工廠老闆，借來了他們的哲學。那位老闆每天早上都招呼他的員工，勸他們 “我地做d 野啦！” 工友們就忠誠地答道： “我地會立即行動！”
乜話？社運積極分子無意識地呼應工廠老闆？一如德國人阿多諾 (Theodor Adorno)說的，這種對比其實並不真的是天馬行空。當然，不是因為阿多諾在六八年的法蘭克福大學，叫過警察來對付[學生]示威者，所以他就替社運積極主義作了蓋棺定論 – 不過，當他批評那些學生和六十年代的反戰運動為行動主義(actionism)的時候，他的確是有好的道理。在他眼中，[行動主義]是 “有一種要去做好事的集體驅逼感，並要立即化為行動”。雖然這種盲目的驅逼感，存在於那些想像自己為激進派的搞事分子之間，但其實它反映的，是主流文化的實用經驗主義 – “行動主義毫不保留地和社會的主流趨勢相吻合”。他接著說，行動主義是反動的……它拒絕去反思自己的無能。”
當社運積極主義看來好像運作良好的時候，談論這些往事好像很怪。抗議正在升級，就算是九一一後，行動會招來恐襲的憂慮，也沒有使運動止息。示威者坦然、有序地走出來，有力地抗議世界經濟論壇，使世界為之精神煥發。年青人被棒打、吸入催淚瓦斯、被警察拖行，將他們身體放到反對全球資本的前線；他們是勇敢的、有獻身精神的，甚至是英雄的。
但行動就夠了嗎？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正因為社運積極主義看來是如此強盛。所有這些躁動的另一面，就是破壞力強，毫不退讓的反智風氣。我們反對這種對思考的敵視態度 – 並不僅因為我們有一種古怪的知識分子癖好，而是因為它局限了運動的轉化能力。
我們的苦惱是出自當前的特定形勢的。如果有人因此而要挑起無聊的教條爭論，我們會建建議一點兒反智主義。但是，這並不是當下的情況。
不去思考的真正代價
社運積極分子們的反智主義是如何顯現的呢？其中一個方式是可怕地將策略的討論，化約為手法的討論。例如三藩市那場花了上萬經費的，抗議全國廣播企業協會的失敗示威。它無法吸引到任何注意，對NAB既毫無影響，也差不多搞跨了其中一個贊助機構。一個事後檢討這件事的會議上，其中一位組織者提醒他的觀眾： “我們有三千多人在Union Square [商業區]遊行，抗議媒體。這是挺好的。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這場毫無目的，毫無效果的遊行，就不要管好了。重點是很清晰的：我們為我們自己而遊行。我們就是我們自己的目標。社運積極主義使我們感覺良好。
沒有思考的社運積極主義，混淆了政治目的的構成。我們其中一個人曾經在一個關於小企業的好處，要求政府訂定支援小企業政策的會議上，聽到一位積極分子律師發言。當中有人提到，對小企業的熱衷也應同時考慮到，小企業往往會付較低工資，很難組織起來，提供更少的福利，可能比大企業更加危險。那位律師立即斥之為 “麻痺無能的分析”。在另一個討論會上，當有人指出Alinsky式的社區組織方法是一種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失敗，並要指出其嚴重的缺陷時，一位組織者及信貸合作社的倡導者，以這句話來中止對話： “我就是不想討論這個。”
反戰 “運動” 可能是近來最壞的例子，說明一個有發展潛力的政治事件，是如何被社運積極分子主義那種反智的眼界所嚴重毁掉。社運積極分子常常稱讚發展起來的和平運動 – 有很多行動舉行、各類討論會都計劃好，更多新人成為積極分子，四月在華盛頓會有一個大型抗議舉行 – 但沒有人留意到，究竟抗議的是那一場戰爭，其實已不清楚。國內的鎮壓嗎？和索馬里還是伊拉克的未來戰爭嗎？就算是阿富汗這個例子，最終發現至關重要的，仍是去回答那些抱疑慮態度的人的問題： ‘那你的另一種選擇是甚麼呢？我以為政府應該保護我們免受恐怖分子襲擊呀，而且，Taliban也不是甚麼好東西呢。” 這場運動無法回答這些問題，所以抗議很快就沉下來。
相反地，在一些把戰爭視作複雜對話和討論的機會，而不單純去揮舞旗號的大學校園，運動就搞得好一些。但不論在甚麼地方，不願意去思考反戰是甚麼意思，戰爭又是如何符合美帝國的全球大計，已經使人們難以思考，甚麼才是有意義的行動。波士頓校園反戰聯盟的Lara Jiramanus問 “我們可以怎樣在戰略上影響當前形勢呢？” “我們想制止阿富汗當前的人道災難 – 以此作為我們的目標是甚麼意思呢？我不以為我們談夠了這個。”
很多社運積極分子都同意。Jiramanus也參加了哈佛大學最低工資運動，她說那個團體當中有一些人，相信爭取最低工資是一種 “更大的理想” 的一部份，但其他人就不是這樣想。她指出 “如果你的分析不夠寬廣，你就和那些當慈善工作的團體沒有甚麼不同。” 在她的校園工友團結組織中， “人們會說，我不是一個進步分子，我只是關心這個問題。我們很難去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思考自己的工作，也不大喜歡問人家他們究竟有甚麼信念。我們需要一個渠道去談論另類經濟制度。” 不過她說這些問題是不會被談到的，那些會思考這些問題的人，會害怕在會議上提出這些問題。 “例如有人會話 ‘我地無時間講呢d ，我地首先要打贏目前最低工資這場仗。”
有想法的人會發覺，這種尖刻無情的高度實用主義非常異化，於是都退出不幹。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問題。Jiramarus說，鼓勵更好的思考是重要的，它能使 ‘稀皮士對抗優皮士’ 的局面不會發生。” 如她所言，完全沒有分析這個世界有甚麼不妥的話，又或者對你想創造出來的那個更好的世界，沒有一個願景的話，人們就沒有理由在某個特定的運動過去之後，繼續留下來成為社運積極分子。用這種方式的話，社運積極分子-主義，[簡單] 加上單議題政治，最終只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社運積極分子主義是很累人的，那些前線步兵們常常感受到 “玩到謝哂”。Jiramanus說道，其實思考是一種埋身介入(engaging)，如果思考被激勵起來， “我們都會更覺興奮。”
覺得想法重要的社運積極分子愈來愈多。 Michigan大學反血汗工廠運動的積極分子Jackie Bray這樣說 “我們需要發展一種新的說法，把血汗工廠、最低工資、組織工會權利等，連繫上全球經濟。” Santa Clara大學的Liana Molina也同意地說 “我想我們的經濟制度決定了所有事情！” 但對於學生運動中那種意識形態含含糊糊的狀態，她就有複雜的感覺。 “要保持一點曖昧和包容性” ，以免把更保守的、新加入的，或沒有那麼政治化的人疏離出去。她說， “我也認為一個階級分析是需要的。不過，很快便要把這些收埋，因為人們會說 “你支持社會主義？乜話？”
困難就是，像Molina這些會問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把問題推進到新的政治水平的社運積極分子，往往被逼要在一種非常孤立、沮喪的環境下做事，沒有一班志同道合的愛思考者的支持。
甚麼時候開始出現這種死局呢？
紐約市Direct Action Network的積極分子，也是紐約大學的一個教授Steve Duncombe說，他的社運積極分子朋友， “很少從一個道德話語之外去思考資本主義：大的就是壞的，除了一些右傾輕蔑之外，對政府就也沒一句好話：政府就是專制老爺。
社運積極分子主義也是和馬克思主義的衰落緊密相關的。在它最興旺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在各種理論和實踐之關係，部分與整體之關係的辯論中蓬勃發展。不幸地，這個傳統下的很多東西，淪落到變成小宗派刊物上那些沉悶、重複、可笑的狂言。馬克思主義的衰落 (但不是死亡---我們三人都可具名保證)，帶來關於一個較良善的資本主義的種種軟綿綿的想法，無視它作為一個制度整體是如何運作的。這種盲目狀態在美國特別惡劣。美國有一種本土小資產階級民粹主義的根，而反智主義和它的文化緊緊相連。而因為社運積極分子主義強調實務、達成目的、如何執行等，高於一切，一種一心要去明白深層結構，並以改變它們為目的的理論，必然會被棄如敝屣。
馬克思主義的衰落不單是一件知識界關心的事------它有著實際效果。如果你對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缺乏任何認真的認識，你就很可能幻想以為訴諸那些高級行政人員及財政部長們的良知，就可以產生效果。你也可能以為中央銀行那些在失業率變得[所謂]太低時激發衰退的政策，是建基於一種誤會。你也會以為債務結構重整及帝國戰爭，只是一種不好的生活方式的選擇。
左派對基金會的依賴，也鼓勵了沒有反思的實用主義。慈善機構在構成社運積極主義上的角色很少被談論，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想要資助 (包括我們自己)。但這是要談的。基金喜歡那些有固定焦點工作的團體，做一些溫和地修補救護的計劃。它們不想任何人給這個奉獻他們大量金錢的制度審視得太仔細，因為那些不幸的人正被逼為這些錢伸出乞憐的手。
社運積極主義被這些非謀利部門的文化形式和政治內容所沾染。因為非謀利機構本質上是售賣他們自己的見報率給基金計劃總監的一盤生意，所以他們是以高度實用主義的反智邏輯，以及以一種短期心態來營運的，而這種心態是因為它們要與同業組織競爭每個年度的財政資助而產生的。由非謀利的生意帶導，整個左派開始變得迷戀於一些 “快見效”、 “即食”、 “高曝光” 的工作焦點。對很多政治非謀利生意來說，行動---不管它們的價值或真正影響---就是產品本身，它們可以帶來更多的資助津貼。
非謀利的文化促進著一系列謀殺思考的做法。草圖紙上的腦震盪法以及小組討論，對啟動和收集意念，或組織一些大型行動是有效的方法。但是，當用作組織政治討論之時，這些非謀利組織的工具則是災難性的。常見的是，每個人都有些東西講，小組向大組匯報，名單列好，但沒有任何事情真的發生。
怎麼辦？
我們並不是主張要少搞社運積極行動。沒有可見而具影響力的展示實力，左派就甚麼都不是。我們為社運積極行動喝采，自己也介入其中。我們所呼籲的，[其實]是和充斥美國文化的愚笨習性作鬥爭。這意味著對思考生活有一個更民主的處理方法，和為自己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創造思考空間。
我們不是要求由知識分子作領導。相反，我們要求左翼社運積極分子文化，真正服膺於它的反層級理想：那就是使社運積極分子們都變成知識分子。為甚麼要複製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之間的分工呢？在Porto Alegre 的世界社會論壇上，Noam Chomsky所獲的歡呼是實至名歸的，但思考並不是尊座獨享的，意念是屬於街頭、工作間、家庭、酒館以及街壘之上。
就讓我們照拋一些社運積極分子-主義的行話，作出上述呼籲，因為當前形勢正需要更多的思考。小布殊和他那些無盡的戰爭，獲得壓倒性的支持，在這情況下揮舞十年前拿來的 ‘停止轟炸’ 的口號，並不能建設一個群眾運動。溫和的道德主義也不會奏效： “戰爭不是答案” 只是比最近在曼哈頓看到的一個反反戰示威者所舉的 “戰爭是答案” 標語稍好一些而已。
“反全球化” 這名詞不很流利地，強調了他們所反對的，而當社運積極分子拋棄諸如這些術語，轉去提倡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這樣的口號時，運動也經歷一些美妙的修辭轉易，因為後者激發人們，想像關於一個全然不同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那一個世界究竟會是怎麼的一個樣子的呢？
社運積極分子一定要介入思考這個問題---而要這樣做的話，他們要對了解這個世界真的是如何運作，做更好的工作。那些向社運積極分子就某些問題提供簡介的知識分子，往往要面對一個令人很煩厭，化約了一切複雜性的問題，那就是： “你講的都很有趣，但我們如何可以就這些問題組織起來呢？要喊的口號是甚麼呢？”
我們三個人都沒有去過Porto Alegre，但我們得知那裡有很多關於這個世界，以及另一個更好世界的認真討論。不過，美國人不應該一定要跑到巴西或意大利去談論及思考這些問題。但不幸的是，在我們這裡，那些有信心談論這些問題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有著最荒唐意見的人：在世界經濟論壇舉行那個周末的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集會上，講者滿有希望地放言高論一個所有產品都是本地栽種的世界。但那是荒謬的，除非你準備放棄城市，放棄工業文明，將世界人口減少95%。但我們很少認識這些問題，更遑論為此而展開爭論。
我們希望能啟發的精神，幾年前由一位拉丁美洲的研究生表達過了。他看見我們當中的一個拿著一本Aijaz Almad的In Theory，他很認真地叫了起來，說： “那本書就像你手上的一顆思想炸彈。Hasta la Victoria！”在很多其他國家，社運積極分子們的狹小住所內，堆滿巴枯寧、馬克思、法農那些翻閱得老舊的書本。我們希望在這裡也看到這種積極的介入。而至少從歐洲的經驗，以社運積極分子主義自身的實用角度也是成功的：在歐洲主要大城市的示威，往往能把我們的比下去，而那邊的社運積極分子，對主流話語、甚至政府政策，也有更大的影響。長遠來說，那些不能思考的運動，也不會真的搞得出甚麼來就是了。
[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五]
<Action will be taken Left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