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凱健(左翼21成員)
最低工資立法爭論多年，終於在今年通過立法，但最低工資水平至今懸而未決。最低工資應該保障全體打工仔女，能夠過得上安穩、體面的生活。
9月26日，早上十一時，約百餘人齊集於中環遮打花園支持殘疾人士爭取最低工資遊行。發起團體要求最低工資保障範圍應該包括殘疾人士，反對政府要求殘疾人士接受所謂生產力評估，抗議政府帶頭歧視，並建議應效法歐美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事實上，不論健全或殘疾，大家同為勞動者，其勞動價值需要得到合理而公平的尊重。
最低工資導致殘疾人士飯碗不保？
有人說，殘疾人士要有最低工資，令聘請他們的機構或企業成本上升，屆時僱主要削減人手，反而令殘疾人士失業。這類轉移視線的說法，說穿了只是僱主不願增加其成本去承擔更多的責任，不肯盡一點企業社會責任。
一直以來，企業的最大成本根本就不是工資（包括低許多的殘疾人士工資），而是高昂的地價和租金。更重要的是，成本上升不代表就要減人工。付出合理工資應該是企業必要承擔的責任。殘疾人士也希望獲得工作來貢獻社會，肯定自己的價值，但卻往往需要接受極低的薪酬。如果企業需要以嚴重剝削的手法才能營運，那麼該企業也沒有生存的必要了。
一份不失尊嚴的工作本是人的權利。所有人，包括殘疾人士，都應該享有就業的權利，而且應該可以跟健全人士一樣獲得一份有尊嚴的、體面的工資。
對殘疾人士來說，就業機會和合理的工資兩者同樣重要，不應該為了得到一份工作就要他們忍受可恥的低工資。
生產力評估只是剝削的法理工具
政府將會引入對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的評估機制，由評估機構進行評估後，若證明其工作能力低於健全人士，僱主只需按比例支付法定最低工資。
表面上，機制似乎客觀地評核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其實只是對殘疾人士進行剝削設立的一個法理工具。政府提出的機制，讓僱主按殘疾僱員的工作能力付出薪酬，當中有不少漏洞。勞褔局局長等高官一直強調工作能力評估機制是純粹自願性質，必須由僱員，即殘疾人士所啟動，所以利益歸於僱員。不過此項測試卻要求測試者同時進行多項工作，但該測試者應徵的工作根本不用處理多項工作。極其荒謬的是由此評核出來的生產力必定較健全人士低，僱主可以大條道理地以生產力低於健全人士為由，按比例削減殘疾人士薪酬。
報載，任職街道清潔散工的梁先生，時薪三十一元，平均收入五千多元，他因左手及左腳痙攣不能搬運重物。如果評估機構評他的能力只有健全人士能力的四成，他的工資也只會得最低工資的四成，亦即他的工資即時減少，生活更足襟見肘。
有團體建議，即使實行評估機制，政府也必須以工資補貼制度，補貼殘疾人士實際工資與最低工資水平之間的差額，才能保障殘疾人士的工資水平不會過低。
應設立就業配額制度
政府更應大力促進殘疾人士就業，規定在一定人數以上的公司底企業中，實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以確保殘疾人士有足夠的工作機會。
政府對此絕對責無旁貸，應該牽頭首先在公營部門（例如政府部門和醫院、學校）和社會服務（例如福利資助機構）推行就業配額制度，承擔對殘疾人士的就業及工資保障的責任，而且應立例規管私人企業實施就業配額制，才能夠長遠地解決殘疾人士的就業問題。
這樣才算落實傷健共融的理念。
「凡職業都是可敬的」
我在中學時代有讀過梁啟超的《敬業與樂業》。課文裡講到「凡職業都是可敬的」。不論是殘疾人士，還是健全人士，只要他敬業工作，把工作做好，他的功勞和付出的勞力都是值得欣賞的。他們對社會的貢獻都是一樣的，因此其勞動報酬理應是一樣的，絕對不應因為身體上的障礙是有所不同。
不論西方國家或香港，長久以來，勞工法例的設立，往往都會惹起社會上的大資本家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事實令我們知道，勞動者的權益是要經鬥爭才能確立，亦只有透過鬥爭，我們的處境才會有所轉變。因此，勞動者不分傷健，必須有效地組織，才能對抗資產階級的壓迫，討回應有的權利和尊嚴。
(凡署名文章, 只代表作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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