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練乙錚
搞劃線、講鬥爭，是共產黨接近一百年來養成的習慣思維模式，在革命年代很有用，毛澤東更曾總結說，中共革命勝利靠三件法寶：黨的領導、統一戰線、武裝力量。革命勝利之後，本應是搞建設的年代，但共產黨卻一次又一次挑起領導人之間、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繼而鬥爭之，結果是一連串民族慘劇。近幾年國內公開批鬥相對減少，卻不忘在香港推動批港英餘孽、批民主派、批傳媒、批遊行亂港反中……，但香港並未因此進步興旺起來，反而是愈鬥愈遭糕，連自己陣營也並不好過。
也許三件法寶有的在香港並不適用。黨的領導，層次太高，我無從置喙；同是信仰，我也不想以我自己的民主信仰去批駁別人的專制信仰。武裝力量，我估計共產黨在香港絕無必要動用。統一戰線，簡稱「統戰」，則是共產黨每天都還在香港應用的一件法寶。但我認為在香港搞統一戰線是大錯特錯，因為它背後的鬥爭思維與《基本法》中的全民政府觀念，以及《基本法》賴以生存的法治觀念格格不入。
統戰鬥爭不符香港精神
不少香港人不清楚統戰是什麽，被統戰的對象很多更是飄飄然，我也有好幾個這樣片面感覺良好的朋友。所謂統戰，首先是把人群按立場分為前進、中間、落後、頑固和敵對幾大類，之後便依靠前進分子，團結中間派，分化落後的，打擊頑固的，最後瓦解或消滅敵對的。所謂敵人，有階段性，是個「移動目標」；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是日本軍國主義；抗戰勝利之後是曾經一起合作抗日的國民黨；解放後不久是「曾經是同路人」的「右派」知識分子；文革時期是黨內大小「修正主義者」、「走資派」；改革開放時期是清除精神污染不力、鎮壓鬧事學生不力的部分領導人及其支持者。昨天的前進分子，可以是今天的中間派；今天的中間派，可以是明天的敵人。這樣不斷移形換位，敵人都陸續鬥垮了怎麽辦？那麽，就要想辦法「設置對立面」。團結一些人，是為了對另外一些人鬥爭；鬥爭是高於一切的永恆需要。這就是統戰。
共產黨人的哲學是，生命不息、鬥爭不止。這是革命的哲學；統戰是一種革命手段。脫離了它，一個共產黨人幾乎不會思考、不能行動。這一切都是共產黨人在革命時期的可貴處和成功秘訣；可是，用在回歸後的香港並不適合，而且殺傷力太大。
《基本法》背後的法律觀點是現代的，不定義「敵」、「友」、「我」。在《基本法》範圍內活動、不違反香港法律的人，就是法治之下享有一切合法權益、特區政府有責任無分彼此為之服務的公民。公民之中，一個全民政府不應再用任何另外標準分辨「敵」、「友」、「我」。不應枱面上一本《基本法》，講好聽的法治；枱底下另一本《小基本法》，搞難看的統戰、鬥爭。一旦檯底如此，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信便會削弱乃至蕩然無存。然而，中央和特區政府幾年來確是一直以這種鬥爭哲學、敵友我三分法對待特區公民的，不是在搞法治而是在搞革命。
二○○一年，社會矛盾湧現、衝突升溫，局面開始動蕩。當年的中央政策組有見及此，特別重視強化社會凝聚力，並說服董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社會上需要「少一點戾氣、多一點祥和」，希望董先生自己明白、北京有所警惕。結果徒勞無功；第二屆特區政府上場，社會凝聚力小組報告無疾而終，特區部分領導及高官在中央錯誤指引和支持下帶頭將政治矛盾加劇，祥和減少、戾氣增加，香港社會一步一步沉淪。
北京在香港極左
回歸初年，也許是特區政府刻意避開政治議題，北京對香港的確表現得知所忍讓，很多香港人和外國人都予以肯定、稱贊，九七時判斷香港「死定了」的一些外國傳媒也公開認錯。但是，我並不如此輕率地樂觀。北京在香港的統戰鬥爭，由始至終未放鬆過，我一早便認為不妥；至○二年秋，我已認定中共在香港犯大錯，並將之定性為路線錯誤，而且是「極左」的路線錯誤。這並不特別奇怪，因為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共所犯一切重大錯誤，無一不是「極左」，在回歸後的香港，哪能例外。
我在中央政策組一次內部會議上一字不差地講出上述判斷，希望特區政府不要緊隨中央犯錯，但也是沒有效果，相反，我感覺政府的統戰意識不斷提高；中央政策組的「聽意見」政治飯局急促增加，結果要在內部分派吃飯的工作，我說我不是搞統戰的材料，當面拒絕，話說得很白，統率此事的同事極不高興，我也沒辦法。
果若中共在香港改轅易轍，放下革命哲學，不以國內「愛國」定義在本地劃線，尊重《基本法》健康實施所需的法治精神，不搞統戰，不搞鬥爭，不搞敵友我分野；特區政府也嚴守全民政府本份，不偏不倚地居中調停市民當中及京、港之間的各類矛盾，那麽我敢說，香港的政治局面將煥然一新。政府和市民的互信會增強，政黨之間更能存異求同，撇開政治意識形態各種政策提議在社會上能有比較理性、深入的實質討論，示威遊行次數和人數都會減少；而最正面、最歷史性的改變，將是香港正統左派地位的全面改善。這話怎說？
中共在港作法自殘
回歸八年來，因為北京在香港的鬥爭哲學持續升級、敵我意識高漲，正統左派的形象變不了，在一般人心目中仍然是青面獠牙的怪物；連某愛國商人也曾公開聲明他的「執政四不要」當中包括左派。事實上，回歸至今，正統左派依然悉數被排除在政府權力核心之外，肅靜迴避，以免市民反彈、外商戒心，對「一國兩制」信心動搖；曾德成可說是唯一例外，但他的職位並不牽涉決策或行政權。
這是很不幸的。和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正統左派當中，不少是學問和能力都很高強的人，和一些當時得令的在位者相比，絕不遜色。這些人在文教界、社福界、勞工界、演藝界、商貿界、漁農界……都有；回歸前，他們被港英敵視、被社會輕視，發展機會很有限，才華長期被埋沒；回歸之後，這些人被極左好鬥的中央要求繼續犧牲，他們的才華繼續被埋沒。這些幾十年真正愛國愛黨、有承擔、吃過港英一切政治苦頭的人，至今未能一展抱負、進入政府機構盡其所長，是很不公平的。
我從七十年代初就結識不少正統左派朋友，其中很多都十分值得我尊敬；這些人已屆中、老年，青春和壯志都消磨得差不多了，有些更鬱鬱以終，但今天在台上風光的，卻盡是些在「愛國有獎」時代裡忽然愛起國來、在全無風險之下表表態、喊喊口號的機會主義紅人。作法自殘者，也莫過於中國的共產黨。
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 ．十七之五．待續
《信報財經新聞 》
2005-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