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生
2005年亞洲華人文化論壇
第二組：探索未來：華人社會互相參照／平等互動的可能性 (台北市文化局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主辦)
這幾年來從外地來香港，又積極地為香港提供這樣那樣的意見的其他地方的華人，實在不少。不要說報章上的各式評論員，很 多其實都來自大陸，就是從台灣去提供參照、經驗的，亦比以前漸多。這些外地來人的意見，總的來說還是能起積極作用的。例如龍應台最近在港，就因為寫了幾篇文章和發表了一些演講，迴響很大，差不多就像隻手幫助掀起了一場關於西九龍發展問題的公民運動。最近，剛才致辭的廖咸浩局長，也來過香港給了一些文化問題上的意見，都是當下整個場景的一個部份。這些不同華人社會之間的互相參照、學習和互動，看來都是很正面、效果良好的。香港人有一種想法是，反正自己都想不通這些問題，就索性聽外面的人怎樣來說來想，甚至有時要代替我們來說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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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討論以來，不時碰到一些關鍵術語，例如 “天下”、 “帝國”、 “民族國家” 等，與會者又熱烈爭論，究竟中國是 “天下”？是 “帝國”？還是 “民族國家”？我從身處香港的這個位置出發，也本著自己比較悉的歷史社會學研究，認為可以提出一個討論和將來做研究的方向，作為上述爭論的一個介入點。我的建議是對我稱之為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diasporic Chinese nationalism)的現象和歷史，作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因為，這個研討會上爭論的，往往都內含著 “甚麼才是華人？” 這個大問題。但當中有一個沒有深入檢視的歷史敘事假定，就是將 “民族國家” 設想成要來對抗 “全球帝國霸權”，相呼應地， “中華性” (Chineseness)就往往被想像成與 “殖民性”(Coloniality)相分離、相對立。我以為，這些假定都是建立在一個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之上，而我所建議的對 “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的研究，正是要提出一個新的切入點，對這種二元對立模式重新思考。這個切入點可以讓我們正視 “中華性” 當中的 “殖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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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閱 這段香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歷史，不單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香港，也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晚清洋務運動的性質。它不應簡單地被看成一場清政府和中國士大夫發起的 “自強運動” 。事實上它也是英帝國透過香港作為一個基地，培養效忠英帝國的殖民人才，意欲把衰落中的清帝國，改造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納入大英帝國勢力範圍的殖民計劃。另外，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香港歷史，說明了中國的共和革命和英國殖民力量如何互相影響、合作，這些史實都是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往往輕視，但卻極其重要的一頁。因為只有理清這段歷史，我們對現代中國作為一個 “民族國家” 的性質，才能展開真正有意義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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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甚麼這項研究重要？我以為正因為檢示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及了解當中的 “殖民性”，並不是說 “中華” 就必然等同於 “帝國”，(又或者辯說這 “帝國” 曾是或可以是一種不同性質的 “帝國” ( “天下”？))，而是它可以為我們打開中華世界內，各式民族主義話語的一些死結，那就是把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局限於述說各種民族悲情。因為關於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及其相關的殖民性、殖民經驗的故事，不一定是關於民族悲情的故事，特別是關於受害人或受害狀況(victimhood)的悲情故事。我們往往將革命 (民族革命) 想像成很有悲情成份。但對於整個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以香港為基地，支持孫中山去搞革命的會黨，以及在香港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貿易、苦力貿易而致富、及後成為金融資本家，爭取分享中國鐵路開發權的香港人來說， “中華性當中的殖民性” 所說的，很難完全是一個很悲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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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重要的是，目前流通在內地和海外的那種大中華民族主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其實是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向右轉向的結果，是 “海歸派” 華人資本擴張的一個組成部份。這種大中華民族主義試圖完成的，是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但它的想像世界卻又不只於將中國塑造成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具有帝國式的內涵和視野。這種帝國式的想像結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已經介入到當代華人的政治和地理想像建構中去。究竟這股力量如何透過強勢的新全球殖民知識架構、感覺架構，慢慢改造了關於 “天下” 的想像為一種 “帝國” 的想像；如何把飄泊離散的悲情，轉化移置為一種 “還鄉式的殖民凝視”；在實際操作中，又如何以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為旗號，協同民族國家的國家機器為工具，滿足的卻是各種殖民主義式的 “文明開化” 大計 (Civilizing Mission)，應是一些要嚴肅討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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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離散華人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它和不同時代下不同的中國政權、黨派的關係。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都充滿著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如何孕育中國各種黨派的生成、發展，以及這些黨派或政權又如何反過來，操弄引導這些離散華人族群中間的民族主義感情這等錯綜複雜的歷史軌跡。不過，這種遠離大陸本土，甚至身處海峽兩岸之外而形成的離散華人民族主義，又的確塑造出一些不與各中國政權相互重叠的批判空間。縱然目前有向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實體權力掛靠的趨勢，但作為一種批判話語的活動，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仍然在不少具體課題上，權充思想和感情上的批判與迴旋空間。十五年來，每年在香港維園舉行的六四悼念活動，就是一個明顯例子。而香港人主體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就正在於為那種 “離散性的” 民族主義，保留更多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即是要保衛一個既在外，亦在內的獨立批判空間。這種自主而非排他、異議而非隔絕的思想和情感空間，也是與殖民經驗的反省批判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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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二十年來，香港人最熟習的一種空間性的想像自我方式，就是把香港說成是 “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 “示範單位” 在香港的意思是出賣樓房的樣板，它被裝飾得美輪美奐，但它的作用和價值僅在於 “示範”。可是現在， “一國兩制” 已是賣不出去的樓房，示範單位也沒有人來買，這也是目前香港人感到失去方向、價值的危機所在。當這種基於政治地理空間的自我想像瓦解之後，香港主體性的問題開始浮現，香港人才開始知道要從歷史、時間的向度，追尋自己的過去，探索自己的未來。殖民歷史、殖民經驗的問題變得日益逼切。問題是：如果香港不再是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香港還可能是甚麼？所以，香港當下政治文化討論的一個關鍵詞是，甚麼才是香港的 “核心價值” ？這說明了香港開始走出原來的政治地理空間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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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或南方朔提出對台灣民 粹主義的批評是對的，但我不知道，他提出的這套 “資產階級民主才是真正良好的民主” 的建議，有沒有在台灣提出過，具體運作的構想如何，是否想台灣參照香港目前那套並非普選，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所謂 “功能團體” 或 “八百人選舉團” 制度。但無論如何，他在訴諸所謂 “普遍人類經驗” 的說辭底下，似乎卻是一套具體得多的 “比較城市” 的論述。而且，在這套論述當中，與北京建立良好關係，似乎是比一切都優先的前提。這種關係所遵從的，更似是一種人們早已非常熟悉的 ‘帝國’ 政治邏輯。所以，在城市存亡的論述底下，也巧妙地複製了一種新的 ‘帝國’ 邏輯和 “普遍主義” 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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