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德在上週（11/1，好孤單的數字）的皇后碼頭文學沙龍講了五小時，幾乎是半個文學課程的份量，其實作為一個中文系學生，大概會對部分內容相當熟悉。
然而在冬日的太陽底下，一個清苦耕耘持續不懈的文學研究者這樣滔滔不絕地講，有著額外的震撼。它讓我回憶起讀書時對香港文學的情感。
我唸大學的時候幾乎沒有香港文學的課。於是在寥寥無幾的課上份外嗅到那種孤寂的味道。固然又被作品說服。孤憤而深思或平和而玩世的作者，格格不入或不得不與世推移，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各種性格與方式，與這城市不同的相處過程，即使是不認同的，也在他／她們身上發現自己的來處與痕跡，不可選擇的相似。對城市的批判，在大量的相似（三、四十年代鷗外鷗柳木下等詩作對香港社會的批判性描述，部分到今日仍然吻合現況，於是不熟悉文學的acticvist一針見血：我們的社會進步太少。）中，那尖新的不同份外考驗眼光。香港嚴肅文學作者沒有專業圈子，來來去去所導致的疑惑：「他們現在在哪裡？為什麼不再寫作？」這種問題難免是沒有答案的，或許也只得出過於個體出發的答案因而意義不足，但未嘗不是歷史感的開端。歷史感的開端就是對尋索的承擔。
在這幾年來狀況有所改變。學院有更多香港文學的課程，有關於香港文學的研究中心，初中的學生可以在課本裡找到鍾玲玲的〈楚不寒這個人〉、吳煦斌的〈手錶〉，有更多中學的寫作坊和作家講座，昔時一起唸書的人也到達了更好地推廣香港文學的位置。近年少談了香港文學的寂寞，部分也是因為如某位先生所言，「香港文學太過自戀」——這是持一種社會批判的角度，另一位同齡的前輩（姑隱其名）純粹以廣泛的閱讀經驗得出相似的結論。因為想不通自戀與寂寞如何辯證地結合成一種對公眾有效、有益而又在邏輯上與人不重複的論述，我較少動用「香港文學」這個大標題。
陳智德在沙龍裡談到《玫瑰念珠》。《玫瑰念珠》可以到達象徵的高度。因為它的喃喃自語式風格如同銀針試毒分開讀者的口味，而在喃喃自語的美學風格上，也到達了極端。作者恢復「原初樣貌」的欲望之極端強烈，反而將代表「經驗」的故事永遠推遲到迷霧的深淵。它是註定的少數。——除非它得喬依斯式的待遇，或我們在現代主義並無受到禮遇的香港社會，強行採取某種長期的視野，信仰在它在數十年以至百年之後終於得到經典的位置、不至磨滅。——它是註定的少數。然後那些留下的少數，則完全陷於一種基於無法理解的理解之上的情感不能自拔。我固然有更理論化的框架可以處理這種「無法理解」，但讓我回到最平易近人的解釋：閱讀困難意味著敘述的困難。作者通過這種不表述的表述，終於以極度的艱難令作品與閱讀之間的「非對等溝通」呈現了同一的狀態。讀者在極度的閱讀困難裡，不得不進入作者的方式，並不得不以自身的無可表述的苦難經歷去揣想作者的苦難。或者並沒有具體的苦難，但苦難的感覺已經是一種苦難——一般而言苦難感覺對身受者與非身受者而言差異極大，但文學作品可以彌縫經驗差異的鴻溝，這是令文學有時看來接近奇蹟的其中一點。
那時東岸書店結業，數以十計的《玫瑰念珠》（因為它的出版社倒閉了，很可能以後都不能買到）堆積，我曾經為它到處在網上貼文苦苦薦之（題為「若然不是全然絕望的」），因為我已經向過所有朋友推薦，唯剩下互聯網。我們曾經說，香港文學太過孤寂、想望溝通，於是有段時間我們有很多網上討論組，有親密有熱烈，我也因此練就筆戰的實力——唯因過於認真而過度溝通，後來自己收皮。然而近年香港的出版市場有萎縮情況，二樓書店大量結業和經營收縮，發行方面的病態狀況也已成形難以打破（我很希望字花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一點效用，但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做得到的也有限），評論方面也出現衰落（香港文學在回歸幾年的興旺奠定了今日小小的教育建制內立足點，應留意到所謂興旺是與評論方面的興旺同步出現的），這些負面效應是長遠的。這不正是網上社群發揮力量的時候嗎？
於是我去加入豆瓣的香港文學小組。（這個link裡面有董啟章評《玫瑰念珠》的書評全文。）我在豆瓣是孤僻精，一個友鄰都不add。不過在被《玫瑰念珠》鼓動之後還是想通了，只要不發神經過度認真，一點談論、一點推介、一些付出，應該還可以做到。請大家都來加入，一些談論、一些推介、一些付出。作為文學圈的一份子，我們不應該只以作者的身份存在，而同時應以讀者、消費者、介入者的身份存在。僅僅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想，我們並不需要覺得香港文學就是最好的天下無敵，但應該以一種正常的地方歸屬感去關心這個城市的一個環節。一個眾所週知的現象：如果有外國知名作家來香港演講，本地達官貴人可能也會對之有興趣；但如果香港知名作家的演講呢，達官貴人就可能興趣缺缺，覺得浪費時間聽本地薑，唔抵。對資訊方面都表現吝嗇，背後的假設是已經對自己的城市無所不知。幸好我們都不是達官貴人，只是習慣浪費時間上網的人而已。
請大家都來加入。豆瓣是個很大的場，方便交換書籍資料，但如果不加入小組，就不成社群很難建立連繫。現在那個小組只有18人，其數量之少，可以表現真誠。應該不會變成一個言不及義的口水場——若真的這樣，就再開一個好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又如何。如果一個小小網上社群可以填補本地出版業的罅隙，不是很好嗎。
幾乎所有香港文學寫作者都是為世所遺的，幾乎所有關於孤獨的隱喻都可以放到他/她們身上。而我想說的是，這個城市，就當它是可惡地拋棄文學的吧，它都已經快要因為住在裡面的人對之的厭惡，而死於孤立了。我們的城市確然有時與文學及文學作者呈現對立狀態；但容我舉一個日常例子：我們以前新年會到黃燦然先生家裡閒磨，有時我頂嘴而黃燦然先生講不下去（又不好意思與一個丫頭撕破臉），就會拿出新近他讀到的好詩大家一起圍讀。然後包括本人在內的眾人都被詩統一起來，再無矛盾。這個例子的啟示性在於，文學作品作為對象，可以消融作為讀者的人民的內部矛盾，置換了對立。過程中的技術性困難先存而不論，我這樣勸說如同slaes，不僅是因為香港文學的孤獨，且尤其是因為我城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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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的詩唱會完結後，有些本來不搞文學的學者，都在inmedia寫了關於天星和皇后的詩。可是他們要麼就說「那個不是『我』寫的」（用筆名），要麼說「不敢妄言稱詩」。你看文學有夠怕人的。文學是有門檻的我永遠不會忘記；但想想平時我們鼓勵新人寫作的時候，不也隨和得很嗎，如果不是冷戰思維及對文革的遺懼，何以就對批判社會的詩額外嚴苛？未來的評價留給未來吧，作為一個詩唱會，令某些本來頗為自矜的人覺得願意參與文學——足以召喚接近奇蹟的感動了，因為有人無啦啦變了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