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九龍、紅灣、領匯事件之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香港的「營商環境」變壞了，這種說法譴責紅灣、領匯、西九龍的民間反對聲音，認為它們會令「正常」的商業活動受損、影響投資。不過，這種「營商環境變壞論」至少存在兩個問題。
何謂投資
第一，沒有明顯而實質的根據證明這種說法成立。事實上，自西九龍、紅灣、領匯事件之後，我們看不見大規模的撤資，也不覺商業活動停滯不前，相反，股市繼續「交投暢旺」，地產豪宅價格直逼九七前後，聖誕零售生意滔滔。紅灣的發展商決定不拆卸紅灣之後，不少外國商會和商業評級機構，例如香港美國商會和標準普爾，均指出這只是個別事件，不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領匯擱置上市之後，匯豐銀行亞太區主席也指出不會影響香港的投資評級。
第二，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才是「營商環境」、怎樣才算影響「投資」？財政司長說要解決6.7%的高失業率問題，應透過改善「營商環境」製造更多就業。但領匯上市能解決失業問題嗎？還是會像不少地方「私有化」之後加劇失業問題？買股票再轉賣獲利是「投資」？還是開設茶餐廳、小菜檔才是「投資」？
短炒收息砣 投資
早期的英國私有化經驗顯示，小股民願意購買國營企業的股票，主要是因為政府所定的股價偏低。事實上，他們大多只是短期持有股票，不少在1年以後甚或少於1 年的時間便將股票賣出，以賺取由於偏低的定價而導致短期股價上揚的溢利。領匯的準小股東之所以願意認購領匯的股票，恐怕並非是為了投資經營公屋商場和停車場，而是想短期轉售股票獲利，又或是持股收息，前者是炒賣投機，後者等同於儲蓄，兩者都與實質的投資活動無關。
傳統經濟學認為投資者之所以能享有較高的回報，是由於他們願意承擔風險，但領匯事件卻顯示包銷商不願承擔風險，部分經紀和認購領匯的股東也不願接受風險實化的結果，要求零風險但高回報，是否真正的投資者的行為？在公屋開設茶餐廳、小菜檔的投資者，儘管只賺取蠅頭小利，但仍然要承擔領匯上市後租金可能上升的風險；相反，年賺數十億的兩電和炒孖展短期內轉手便能賺幾倍利潤的所謂「投資者」，卻要求13-15%的高利潤保證或不願承擔領匯上市的風險，這是那門派的經濟學理論？
港燈加價營商環境受阻？
經營工、商、服務行業的實質投資者，大部分是中、小企業，他們確實要面對不同的投資風險，也絕對無法享有保證的利潤回報，而紅灣拆與不拆、領匯是否如期上市、西九龍是否加上天幕，恐怕也不會直接影響這些真正投資者的營商環境，相反，租金電費才在極大程度上直接干擾他們的投資。近日港燈加價，對這家有壟斷地位的電力公司來說，專利經營和政府訂下的13%-15%的利潤保障自然是極有利的營商環境，甚至有人指出：「港燈盈利受協議管制，港燈股東有充分理由及基礎提出加價，以爭取其容許利潤，如因政治環境令港燈不可爭取容許利潤，會不利香港的營商環境」。(《新報》，2004-12-17，A06)但對小商店小企業來說，6.5%的電力加幅，並非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因過去的政治環境」才會令港燈可享受保證利潤，這種違反自由市場的安排，明顯不會有利於它們的「營商環境」。更荒謬的是，在領匯事件之後，有人竟指出「投資者擔心會有團體阻撓，令兩電不能如期加價」)《蘋果日報》，21-12-2004， B15)。
但正如上述的分析指出，短期買賣兩電股票再轉售獲利的並不是真正的「投資者」，相反，開設茶餐廳、小商舖但卻面對電費成本激增的才是。這些沒法享有零風險和保證回報的「投資者」，真的會「擔心」「兩電不能如期加價」嗎？
何謂營商環境？
所謂「營商環境」，簡單地說，就是令「各種商業活動能夠順利經營的環境」。然而，商業活動包羅萬有，大地產、大金融自然是一種商業，但茶餐廳、街市菜檔、小販等也同樣是一種商業活動，分別可能只在於壟斷和競爭的程度，以及交易的方式和所帶來的文化社會意義。倘若商業活動千差萬別，那麼「營商環境」自然也就不會只得一種，正如上述的分析指出，對大地產商、大金融企業有利的「營商環境」，很可能會對茶餐廳、街市菜檔不利，相反亦然。因此要談論「營商環境」，得首先了解是誰的「營商環境」。此外，所有商業活動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社會文化因素，例如建屋不能完全不理會環保，上市不能忽視程序法律和社會認受的問題，因此「營商環境」不純粹關涉經濟利益，也同時包括社會文化的內容。
營商環境 人人不同
舉例來說，香港工時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長的，最近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調查，今年香港人平均每星期工作41.9至44.5小時，而超時工作則平均每周10至12 小時。勞工長時間工作，缺乏休息，不僅身體較差，精神也會受損，在香港這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地方，人材的損耗明顯會對「營商環境」有極壞的影響，導致生產力下降，工作成為苦差，甚至連消費的時間也缺乏，最終受害的除了港人以外，恐怕還包括「營商」的「環境」。此外，空氣污染嚴重、缺乏優良的文化教育設計，也會影響追求高質素的投資者來港投資的意欲。
在北歐一些官方的招商網站，我們可以看到關於營商環境的不一樣的表述。例如丹麥外交部的網站(http://www.investindk.com/1024/default.asp?artikelID=9664)在介紹丹麥的營商環境時，提出了包括良好的生活質素等各種環境，例如指出丹麥的生活質素是歐洲僅次於維也納(Vienna)的地方，包括低犯罪率、有效率的公共服務、少污染的環境和文化活動多元化等，另外也包括擁有高質素的工作人員，工作崗位高度尊重家庭生活，並提供上佳的養兒育女環境，加上少交通阻塞，能讓投資者和僱員多一點時間與朋友和家庭相聚，平衡家庭與工作生活。
北歐環境利營商
瑞典的相關網站(http://www.isa.se/templates/Normal____2023.aspx)則指出瑞典有高質素和適應力強的工作隊伍，同時有極為先進的福利體系，以及工會與僱主的良好關係，使得社會不至嚴重分化。丹麥和瑞典這些經濟水平和人口與香港相若，但生活質素比香港高、貧富分化程度遠比香港低的國家對營商環境的理解，並不是特例，而恐怕是不少「外國投資者」的共識。我們也許不應忘記，在港的「外國投資者」並沒說紅灣、領匯事件會影響投資環境，但卻曾指出倘若香港的空氣污染繼續惡化，他們會考慮撤資。這些事實，也許能夠幫助我們建立什麼是「營商環境」的更豐富的理解。
不幸的是，香港大部分社會輿論在紅灣和領匯事件以後所指的「營商環境」，基本上只是帶點壟斷意味、對本地大地產和大金融業有利的營商環境，又或是極之狹隘短視、只追求短期獲利的投資(機)生態，而不是像北歐企業所強調的長遠的、高質素生活、先進的福利體系的營商環境，自然更不是對小商販營運有利的營商環境。問題因此是，所謂「香港的營商環境」，其實是誰的營商環境？
許寶強 明報 [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