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李志榮，刊於2011-05-21。
誰在國民教育中閹割香港？
陳：陳景輝（社運人士） 張：張銳輝（中學通識教師） 李：李志榮（記者）這是一個邏輯匱乏的世代，濫用司法程序的惡人先告狀，犯法的威脅要上街遊行反咬一口……當下一代更需要判斷能力，新推出的國民教育科框架卻刪去「批判」二字，難道反邏輯言論將蔓延下去？
這框架暫未定案，教育界正秘密磋商。條文爭拗尚且擱置一旁，國民教育本質更應趁早釐清。今次請來兩位嘉賓，陳景輝和張銳輝。雙「輝」組合純為偶然，兩位的言論卻能互相輝映。陳景輝從反高鐵事件開始讓人認識，是八十後知識分子，亦是本地社運的年輕核心；張銳輝是中學通識教師，其中負責「今日中國」部分，每年都會帶領學生返中國大陸交流，上年考察團探訪許志永律師，回程後學生就許志永被逮捕一事，上書公開信《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予胡錦濤，此事成為各大報章頭條。陳景輝主力探討原則性問題，張銳輝則從經驗和教學環境出發，審視國民教育的優劣前景。
文字整理：李志榮
一．Bad taste 國民教育讓品味淪陷
李：坊間反對國民教育建議的輿論，大部分都認為是變相洗腦教育，兩位對這個說法有何意見？
張：其實，在香港，教育大概不能洗學生的腦。因為香港資訊流通，除非一個人在這言論自由上做了手腳。
陳： 「洗腦」一詞，其實是侮辱國民教育。我認為，國民教育應該是「快樂教育」，不須硬塞，提起六四事件學生的絕食書，學生自然會被感動。為什麼要將之弄得這樣核突？君不見從來洗腦教育在香港都沒取過成功，那些填鴨式、不容其他見解的教育，學生總會忘記得一乾二淨。
如果國民教育希望令學生心中建立一種「理想」的國民形象，首先，它一定能吸引學生眼球。山河大地、世間萬物很多都很漂亮，但前提是你要告訴學生，他們是可以選擇的。和談戀愛一樣，你不能要求別人愛上你。這樣的國民教育是很bad taste，它只會令傳授和接收的人品味淪陷。
張：這些是明眼人都覺得戇居的做法，政府夾硬要學校做，老師不能不做，不能不badtaste，這會給學生很差的印象。這樣學生會認為，原來有權的人就能為所欲為，老師亦無可奈何。老師敷衍了事，虛應、犬儒、不講真心話，這會塑造了一個被動的國民素質。虛偽的教育油然而生。
二．偷換概念，製造倒模效果？
李：當然，坊間亦有支持國民教育的意見，例如黃均瑜校長曾撰文道：「內地的制度和生活模式，有別於香港人所熟悉的西方模式，讓學生加深對中國模式的了解，也是理所當然的。」陳：香港明明是一個資訊流通的地方，我們對中國的認知就算不比內地居民多，至少也和他們一樣。因為有很多新聞只是香港才可以報道。
政府要我們去認識國情，其實是要透過認識，產生對現今政權的認同。
張：一向的論調也是這樣！所謂「認識國家」的「國家」，其實就是要在今天這樣的政治制度、人民現有的自由空間上的境況。而「理解國情」的「理解」，就是要接受現實，不要質疑，亦不得以其他制度來比較。如果我們作出質疑，就代表我們破壞遊戲規則，其潛台詞就是我們要做一個被動的國民，而非主動。
陳：這個國情觀念是一個政治觀念，而不是認知觀念。他們說香港人對中國不滿，是因為對中國不認識。
這令我想七十年代的國粹派。當時大陸很多人避難來到香港，因為大家都覺得內地情況不妥。但香港一些民族主義者仍覺得大陸不是其他人所說黑暗墮落，他們不斷組織大陸探訪團，參觀一些預先安排好的景點。
這類操作在今天重現！
最弔詭的是，我們似乎不能從七十年代的錯誤中學習。文革的路是錯的，但當時人們覺得只要宣傳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政權正面的一方，人們便會相信這美好的政權會帶來好的未來。當時的國粹派鼓吹以洗腦式的探訪、對話作國情教育方法，讓下一代覺得資本主義的美好都是假象，負面新聞是西方抹黑偉大祖國的陰謀。
當然四人幫倒台後，所有社會主義的浪漫想像通通幻滅。錯過一次就不能再錯。
李：我知道張老師每年都會帶領學生往中國參觀，但行程皆是學校自己設計。
張：當學生到內地參觀，看見上訪者遇到制度上阻礙而申訴困難的情形，生活上不受保障的情況，然後回想在報章雜誌網絡資訊得到的印象，其巨大落差都會給學生帶來巨大震撼。
當然，親身體驗國家發展的正面印象，也會為學生帶來同樣的巨大震撼。但問題是當學生看見這些負面印象，會否減低他們的認同感？事實是不會的。無可否認學生在看見所謂國家較立體的一面時，已經長大，早在小學初中教育他們已經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所以，當學生看見內地的負面情況，不會抗拒，反而會有更深入的思考，研究自己能貢獻什麼？即是說，學生的身份認同不單沒有降低，更被提高。當然，這種反思就不是官方所希望學生走的一條路。
陳：政府對「國民」定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精神之間是有所矛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精神「共和」，是指「政治是眾人的事業」。共和國的國民是自由的，國民的關係是平等的。在共和國裏，國民通過一種政治生活來實現我們的自由。這些東西都沒有在政府的指引內寫出來。
張：每個國家都有公民教育，正正是政府拿來偷換概念，每人都做，我們不得不做。但外國的國民教育都是由個人出發，了解不同人物的事迹，他們如何塑造今天的國家模樣，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國民教育。
但今天政府的做法，正是由上而下，由政府畫一個公民生活模樣，然後我們老師便跟着這模樣去教學生。
三．圈定框框難以突破
李：現在的國民教育有什麼問題？陳：我們會在政府的指引中發現，香港在國民教育中被閹割，香港的公共空間叫「社群」，這是很「小學雞」的。我們要學習的「公共生活」只包括學校裏要守規則，返工要守時，要遵守基本法。
香港的公民生活被局限到辦公室和尊重基本法，但香港實在有他自己的公民傳統。由1966 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暴動，七十年代的火紅時期，八十年代議會內爭取民主，1989 年百萬人上街抗爭。至今天的保育發展、新界運動。這公民傳統在國民教育應該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張：在國民教育裏淡化香港角色，其實正在逃避責任。我們在2018 由自己選特首，香港市民的權責轉變得很厲害，但這個課程沒有為下一代做好準備。如果我們是負責任的中國公民，我們是否應該先着重香港的權責，然後將經驗帶回中國。
國民教育為政治而設，香港的老師已習慣了這個情況。所以我們會偏向說山河大地，只有這個情況才能突破政治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