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馬傑偉 新左翼vs大右派 ：香港意識新變局 引來熱烈反應。讀友轉貼相關文章，值得細讀，故轉載於此。
---------------------------------------
作者：劉海波
本文提要：左：從無意義的方位詞到有意味的文化概念；左翼：從軍事術語到政治術語；"左翼"的進入中國；"左傾"：引號的出現；從反"左"到"反左"；"新左派"的崛起與左翼思潮的回湧。
在世界各種語言中，左和右都是一個開蒙學童最早學習的文字之一，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爲頻繁的辭彙。與此同時，左和右還是一對具有豐富文化意味的語 詞，時代的遷延令其內涵愈來愈繁複。而在漢語語境裏，尤其是進入20世紀，這兩個最簡單的漢字身上糾葛了巨大的歷史內容，語境之不同，往往會令其所指發生 重大位移，褒貶寓意也猶如天壤。本人不揣淺陋，單取一個"左"字，做一點小小的語詞梳理，或許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一個詞、一段歷史、一種立場。文中涉及 某些政治派別、思想觀念，並不代表本人意見，本人只求做個"歷史的記錄員"。
1、左：從無意義的方位詞到有意味的文化概念
甲骨文顯示，"左"最初寫作" " ，指"左手"，"右"寫作" " ，指"右手"。作爲最早出現的一批表意符號，它們直接與人身有關，是固定的特指。
後來" "（左手）、" "（右手）合二爲一個"手"字，原來的" "增加了"工"後，"左"字出現。《說文解字》釋"左"爲"手相左，助也"，也就是今天說的"輔助"、"輔佐"意，後來作爲"輔佐"之意的"左"字，由於 被轉借爲方位名詞"左邊、左側、左方"，乃另加偏旁爲"佐"。於是表示方位成爲"左"字的第一含義。同樣，"右"也大抵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無論"左"還是"右"，作爲單純的方位名詞都還缺少社會文化意味，即便作爲"輔助"意時，"左右手"也是不相上下，機會均等的，因此"佐"和"佑"意義大 致相當，都是助手意。然而由於人類約占九成的人都習慣以右手爲主，左手爲輔，漸漸地左右由完全對等的概念變成了有尊卑高低之分的有意味的文化概念了--孔 穎達在疏《左傳·襄公十年》之"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時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1] "左"由"輔助"漸漸竟成了"不助"了。
長期的社會實踐，在漢文化圈裏漸漸形成了"右尊左卑"的文化積澱。例如《禮記·王制》記載："殷人學國老於右學，學庶老于左學。"鄭玄注："右學爲大學， 在王城西郊；左學爲小學，在城內王宮之東。"由於"國老"是尊於"庶老"的，自然"右學"也就尊于"左學"了。漢魏以後則又稱世家大族爲"右姓"，如《後 漢書·郭伋傳》雲："強宗右姓，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2]這也顯示出"右"的尊貴性。
"右尊左卑"的觀念適用於中國古代官職，例如右丞相一般高於左丞相。秦代的二十級爵位中，第十級是左庶長，十一級是右庶長，十二級是左更，十三級是中更， 十四級是右更。而第二十級是最高的，可見右尊于左。《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3]也是以右爲尊。右尊左卑的 另一個表現是升職一般稱"右移"，降職則稱"左遷"。例如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裏失意的詩人是"左遷九江郡司馬"。
然而中國古代文化中左右的尊卑之屬並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時代、地域以及使用範圍的變化而變化。《漢書·周昌傳》："吾極知其左遷。"鄭玄注："是時尊右 而卑左"，從"是時"二字即便我們還不敢斷言鄭玄生活的時代已經是"尊左卑右"了，但也至少說明"左右尊卑"是帶有時代性的。例如同爲《史記》記載，《漢 文帝紀》有"右賢左戚"句，韋昭注"右猶高，左猶下也"；[4]而《魏公子列傳》則有"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 "，這裏魏公子"虛左"是爲了表達對"侯生"的尊重，說明戰國年代的禮節還是"主右客左，左爲貴的"。從地域差別看，楚國的官職就與秦相反，左司馬是高於 右司馬，左尹高於右尹的。又《老子·三十一章》："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陳鼓應釋爲："君子平時以左方爲貴，用兵的時候以 右方爲貴……吉慶的事情以左方爲上，凶喪的事情以右方爲上。"[5]這裏不僅持的是"左尊右卑"的觀念，更指出在不同場合，左右的尊卑會出現逆轉。
與漢文化的"右尊左卑"的主流傳統相似，基督教中"最後的審判"也賦予右邊爲上帝選民的位置，即天堂的方向，而左邊則是地獄的方向。《馬太福音》第25章 記載耶酥的話說："君臨天下的人子同天使一起駕臨，坐在榮耀的寶座之上，地上萬民齊聚在他面前。牧人把綿羊和山羊分開，君王也要區別善人和惡人。他讓正義 之人站在右邊，不義之人站在左邊。然後對右邊的人說：'蒙天父賜福的人們，快來接受上帝之國吧！'……然後又對左邊的人說：'你們這些受上帝詛咒的人們， 離我遠點兒！不熄的烈火將要吞噬撒旦和他的子孫！'"，《聖經》裏的這段話，使的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子民們千百年來對"右"趨之若鶩，對"左"敬而遠之。但 是在左右與陰陽男女的對應中，東西文化卻存在差異，漢文化一般認爲"左陽右陰"即"男左女右"，而基督教卻認爲世界上的第一個男女同體人亞當，其右邊爲 男，左邊爲女。由此右邊屬白晝和神，左邊屬黑夜和撒旦。在天上，耶酥坐在天神的右邊。總之，在西方的基督教傳統裏，右具有積極主動的含義，左則是被動消極 的：右意味著未來、善，左意味著過去、惡。[6]
2、左翼：從軍事術語到政治術語
"翼"的本意是"鳥類和昆蟲的翅膀"，"左翼"當指在左邊的翅膀。這個詞源學上的本意與我們將談的主題看似關係不大，實則意義深遠，因爲翅膀天生兩邊各一，有左翼必有右翼，而且左右中間還當有個"主軀幹"或"主體"。
在漢語世界裏，"左翼"最初的文化應用是軍事領域。相傳周天子制三軍：中軍、左軍、右軍，以後往往以"三軍"代整個軍隊，所謂"三軍過後盡開顔"是也。而 左右二軍亦稱左右翼，《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李牧多爲奇陳（陣），張左右翼擊之"；《晉書·慕容廆載記》："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柏林爲左翼"。 [7]左右翼離我們最近的古典應用是在前清，此時八旗兵被分爲左右翼，鑲黃、正白、鑲白、正藍爲左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爲右翼。[8]
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左右翼完全是西方議會制度的産物。《辭海》對它的起源描述爲"法國大革命初期，1789年5月，國王召開三級會議，貴族與僧侶坐在右 邊，第三等級坐在左邊。其後，國民會議召開時，主張民主、自由的激進派坐在左邊，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邊，無形中形成左右兩派。19世紀，歐洲國家的議會 也以議長座椅爲界，分左右兩派就坐。後左派、右派即逐漸成爲政黨派別政治上激進或保守的代名詞。"Raymond Aron（雷蒙·阿隆）在《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中對"左右翼"的發生提供了類似的答案，他說："依照李翠（Littre）的觀點，所謂'左派'意指法國 議會中的反對黨，這個黨的席位恰好座落在總統的左手旁，故稱"。[9]
羅伯特·文森特·丹尼爾斯在《革命的良心》一書中指出，到 19世紀70年代，"左"和"右"的叫法在整個歐洲大陸已經被普遍採用，但是人們不再限於指議會內部主張議會自由和主張君主獨裁之間的區別，隨著君主獨裁 主義的衰落和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的興起，"左"和"右"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如今她越來越多地被用來說明人們對社會演變和財富分配的不同態度。即一般來說， 傾向於社會主義目標的是左翼，對立面的則一般是右翼。但是，在左右之間還存在著一種更爲狹義的區別，即不是政治目標的差異，而僅僅是指採用的方法及其熱情 程度的不同，丹尼爾斯指出："在某個運動中（不管他在整個光譜中處於什麽位置），人們總可以區分出較大膽的或按教條辦事的'左'翼和十分謹慎從事的'右' 翼。"[10]這樣，關於"左右"之分，人們就有了兩種標準，一是政治目標、一是政治手段，而屬於左翼的一般是目標或手段上的"激進主義"者，右翼則在目 標和手段上採取"保守主義"態度。丹尼爾斯所謂"教條的"左翼當指堅持激進目標者--左翼內部常斥爲"左傾教條主義"，而"大膽的"左翼則是手段激進者- -左翼內部的"左傾冒險主義"。
然而"激進"是個非常空洞的能指，不具備確定的內涵，天然的相對性使它的內涵處於不斷的滑移狀態。什麽樣的目標算激進的目標，怎樣的手段才是激進的手段？ 這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而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目標與手段常常並不統一，激進的目標可能採取溫和的手段去實現，保守的目標也可以採取激進的手段來 維護。因此僅僅用"激進"與否來確定是"左"是"右"，這實在是個漫患無邊的標準。對此，本人的意見是，應當以政治目標爲一級標準，劃分出左右翼，然後在 各自內部，再根據其手段進一步細分出左右。丹尼爾斯認爲布林什維主義中的兩翼就屬於手段上的差別。
對於"左翼"內涵的複雜性，阿隆也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他認爲有"三種步必然矛盾但通常不合的觀念激勵著左派：重自由，反專制政權與維護個人權利；重組織， 以組織的合理秩序來取代傳統或私人企業的混亂；重平等，反對身分和財富的特權"，他認爲重組織的左派往往有變成"權威主義" 的傾向，而重自由的左派則勢必轉而反對社會主義，也反對國家主義的左派，而重平等的左派，由於不斷反對富豪和權貴，則常常受到各方的批判。[11]
上述"左派"、"左翼"內涵的複雜性是任何一個進行歷史分析的人都不能不充分注意的。
3、"左翼"的進入中國
一般認爲，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左翼"一詞是經過了日本這個仲介而進入中國的，因此雖然"左翼"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在漢語裏出現了，但卻一直被看成日源外來 語而收入各種外來語詞典。據本人考證，"左翼"的輸入中國時間不會晚於1922年，這年8月，《先驅》第10號載有《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 大會宣言》，其中在提到宣言簽名者時除了"四百兆被壓迫人民的中國代表"，還有"帝國主義的日本的被壓迫的勞動群眾代表--勞動社代表，日本工會左翼代 表，東京，大阪及九州各地印刷工會代表"，還有"在英美荷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荷蘭印度各處代表--薩裏落伊斯棱會左翼代表"，這次會議於1922年1月在莫 斯科召開。[12]
儘管日本是近代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的一個重要仲介，"左翼"一詞也完全可能首先出現在日本，但是由於 "LEFT"或"LEFT WING"可以直譯爲"左"、"左翼"，因此也不排除中國人由英、法或俄語直接引進的可能。而且，毫無疑問，"左翼、左派"這一概念也並不必然與"左翼" 一詞的輸入同步。1922年7月，中共"二大"《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所確定的擴大民主聯合戰線的各項主張中，即提到"運動傾向共産主義的議 員，在國會聯絡真正民主派的議員，結合民主主義左派聯盟"。而且這可謂"左派"概念最符合其發生學意義的應用，即用於議會政治。後來，伴隨國民黨的改組， "左右"之說開始被頻繁用來指稱國民黨內的不同派別，例如早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提到："我們加入國民黨， 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需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覺悟的革命分子"。[13]
然而"左翼"（不是"左派 "）作爲一個現代政治學概念在漢語語境裏的普及主要不是由於政黨政治，而是借助了左翼文學運動。據馮雪峰講述，大約1929年10、11月間，時任中共中 央宣傳部幹事兼文委主任的潘漢年找到他，要他找魯迅商談成立左聯事宜，馮雪峰回憶："他同我談的話，有兩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一、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 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人爲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團體名稱擬定位'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看魯迅有什麽意見，' 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自然，魯迅完全同意成立這樣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同時他說："'左翼'兩個字還 是用好，旗幟可以鮮明一點。"[14]從這段話看，似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名稱是潘漢年的意見，但是筆者更相信"左翼"二字是馮雪峰的主意，畢竟早在 1926年，馮雪峰所譯日本升曙夢著《新俄文學的曙光期》中就有《新俄文壇的左翼和右翼》一節。這也大概是文學領域使用左右翼之說在中國的開始。伴隨"中 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及其影響的日漸擴大，作爲現代政治概念的"左翼"就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辭彙，儘管它們的古典意義依然使用於軍事、體育等 領域。
4、"左傾"：引號的出現
作爲對立面的雙方，左翼和右翼天然地視對方爲敵人、爲對手、爲錯誤觀念，因此在右翼眼裏，一切左翼都是應受批判和抵制的，無須借加引號以表貶義。"左"字加上引號接受批判，只能來自左翼內部。
在國際共運史上，人們往往把左翼內部的反"左"運動追溯到1890年第二國際成立初期，恩格斯對以保·恩斯特爲首的"青年派"的批判，甚至追溯到更早的 1878年俾斯麥"非常法令"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莫斯特、哈賽爾曼的批判，他們的共同特徵是以"左"的面目出現，主張無政府主義的冒 險行動和個人恐怖主義策略。然而在上述事件當時，無論是批判方還是被批判方，都沒有使用"左傾"這樣一種說法，這種說法無疑是歷史修撰者的事後命名。
當事人自覺的命名開始於列寧時代。1907年6月16日（俄曆6月3日），沙皇政府發動"六三政變"，解散第二屆杜馬，捕殺放逐了大批革命者，並且頒佈了 新的選舉法進一步剝奪工農的政治權利，開始了俄國歷史上的"斯托雷平反動時期"（斯托雷平時任大臣會議主席）。當此俄國革命陷入低潮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內 部就革命的策略問題産生了嚴重分歧，右傾機會主義的"孟什維克"主張取消革命、取消黨，以拒絕黨的革命綱領和策略、拒絕黨的組織原則和傳統爲代價，力求重 返議會，獲得社會民主黨的合法存在，他們被稱爲"取消派"。在與"取消派"鬥爭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內部則出現了另一極端，即以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 爲首的一批人主張召回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抵制議會，號召拒絕利用工會、工人俱樂部等一切合法的工作方式，他們被稱爲"召回派"。這一派別後來繼續以 "最後通牒派"和"前進派"的身份出現。有材料顯示"召回派"在當時曾被批判者冠以"左派"之稱，例如，1909年1月16日，克魯普斯卡婭在寫給瓦·瓦 ·沃羅夫斯基的信中說："在代表會議召開之前，'左派'（召回派-馬赫派）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對活動"。[15]我們有理由相信，"左派"一詞上的引號最 初不過表示一種修辭學上的引用或特指，但是當這種所謂的"左派"成爲被批判的物件，並且被逐漸作爲一種普遍的錯誤傾向而被批判時，引號的表意功能便指向了 "貶義"，指一種"虛假的、冒牌的""左翼"了。
第一個自稱"左派"又受到內部批判的是1918年的布哈林、拉狄克集團。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爲擺脫被國內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的危險，列寧主張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集團，與交戰對手德國簽訂和約，但是布哈林等 人組織了一個自稱爲"左派共産主義者"（又譯"左派共產黨人"）的集團，堅決反對對德媾和，他們認爲繼續戰爭將促使德國爆發革命，對德媾和是支援德國帝國 主義而反對德國無產階級。隨後雙方在國內政策上也出現了分歧，布哈林等"左派共産主義者"指責列寧的政策是走向"國家資本主義"，是向資產階級妥協。對此 列寧於1918年5月5日，寫了《論"左派"幼稚性與小資產階級性》[16]予以批駁。這篇文章，第一次明確地把"左派"的錯誤表現說成"幼稚"，把它的 實質歸結爲"自由散漫"、"崇尚空談"的"小資產階級性"。
列寧寫於1920年的《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7]無疑是左翼內部"反左"運動史中里程碑式的經典文本，它第一次把"左派"錯誤歷史化、系 統化、理論化，爲日後世界範圍內左翼內部持續不斷的"反左"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列寧的這篇文章寫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前，目的是以俄國布林什維主義 成長過程中的鬥爭經驗來批判、糾正歐洲其他共産主義團體中的"左派" 幼稚策略。列寧認爲，俄國革命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即"具有在國際範圍內重演的歷史必然性"，因此俄國革命的經驗也就有了普遍有效性。這些經驗，除了"無 産階級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鐵的紀律）"外，最關鍵的就是與自己黨內的"左傾"思潮進行了鬥爭--即1908年與"召回派"的鬥爭和1918年 與"左派共産主義者"鬥爭--從而使布爾什維克運用了正確的策略，適當妥協，"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必須運用的'合法機會'配合起來"。
列寧認爲工人運動內部"左"的實質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小私有者，即小業主（這一社會類型在歐洲許多國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著），由於在資 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生活往往急劇地、迅速地惡化，以至於破産，所以容易轉向極端的革命性"，但是這些"被資本主義摧殘得'發狂'的小資産者"，其 "革命性動搖不定，華而不實，它的特性是很快會轉爲俯首聽命、消沈頹喪、耽於幻想，甚至轉爲'瘋狂地'醉心於這種或那種資產階級時髦思潮"，一句話，它缺 少"堅韌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列寧的這篇文章以"'左派'幼稚病"的"共名"完成了對各國左翼內部某一類錯誤傾向的強制命名--例如被列寧重點 批判的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其自我的稱謂本不是"左派"，而是"原則上的反對派"；而借助共產國際會議，"左派幼稚病"也從此而國際化，自此，出自左翼 人士口筆的"左傾"、"左派"往往帶上了貶義，而爲了區別於自身，則往往加上引號，或稱之爲"極左"。
由於中囯共產黨完全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成立、發展的，因此，列寧對"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必然伴隨中共的成立而傳入中國，1924年，由於中共內部在是否 與國民黨合作的現實問題上出現了爭論，因此在中共四大的文件中就出現了對"左稚病"的批判。四大文件《對於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代表報告的決議案》中提 到："大會聽取了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代表的報告之後，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對於各種政策的決定，特別是第五次大會對於'聯合戰線'及'工農政府 '的解釋尤爲詳盡，一方面可以阻止以後各國共產黨右派對於這兩種重要策略的機會主義的曲解，他方面亦可糾正那種主張不與黃色工會的群衆發生關係的左稚病 "。而在《對於革命運動之決議案》的第四項"中囯共產黨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政策之經過及其左傾右傾之錯誤"中對兩種錯誤做了具體解釋："左傾的錯誤，是主張 繼續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爲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使我們的黨變成黃色。"[18]自此在 中國革命的語境裏，"左傾"也開始被加上引號，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5、從反"左"到"反左"
象任何一場革命一樣，中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同樣走了一條曲折漫長的道路，
關於這些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的曲折，中共的兩次"歷史問題決議"有過很好的總結。
1945 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做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近乎一份反"左"歷史檔案，雖然在回顧党的歷史時，也提到了右傾錯誤，但主要的筆墨還是在批判三 次"左"的錯誤，即1928年底形成的"左傾盲動主義"、1929年下半年形成的"立三路線"和1931-1934年，以教條主義爲特徵的、在黨內統治長 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決議認爲，尤其是這第三次體現在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上的全面的"左傾"錯誤，"曾經給我黨和中國革命已嚴重 的損失"。決議詳細分析了"左傾"錯誤在各個方面的具體體現，同時沿用列寧的說法將其定性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
1945 年4月，在中共七大前做出的這份歷史決議由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起草，一度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它除了有總結歷史經驗、統一全黨思想的作用外，還負有 確立毛澤東黨內權威的功能，因此，決議在回顧黨內錯誤的同時，也突出了毛澤東對"左傾"錯誤路線的抵制和批判。毛澤東不是以別的而是以"左傾"錯誤受害者 和反對者的形象登上党的最高領導席，聯繫日後人們對其所犯錯誤的定性，無疑是件耐人尋味的事。
共同的敵人有時會造成其對立面空前的團結，1976年的"四人幫"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然而在打倒"四人幫"之初，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繼續得到肯定，另 一方面對"四人幫"錯誤的定性卻是 "極右"--從這裏也可看出，當時"左"的正面意義占了強大的上風。後來"文化大革命"取代"四人幫"成爲國民公敵，行使著促成全民團結的功能，1981 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嚴肅方式，確認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建國後黨所犯的歷次錯誤，都屬於"左" 的性質。這樣加了引號的"左"才再次被送上審判台，並殃及池魚，無可回避地摧毀著"左派"、"左翼"的名聲。
關於建國後的錯誤，鄧小平的一段話說的最明確最濃縮，"一九五七年開始有一些問題了，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反對資產階級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過分了。 '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比較大的錯誤，使我們受到懲罰……但是'左'的思想並沒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黨 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後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19]由於自共產黨成立後的幾十年裏，"左傾"錯誤成爲 革命和建設正常進行的主要干擾，反"左"自然成爲文革後思想界的主要任務。而毫無疑問，在文革後的反"左"鬥爭中，作爲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是導引風向的關 鍵人物。儘管鄧小平在談話中多次提到，"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20]。但是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需要，使他把鬥 爭的焦點主要對準了 "左"，因此他反復強調，"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21]
如果說，"改革的社會主義 "可以看作80年代中國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那麽"新啓蒙主義"則是活躍在知識份子中間的思想文化主潮。"新啓蒙主義"呼喚現代政治民主和個人自由，呼喚 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它以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批判封建主義的強大傳統--只是，這些所謂的"封建傳統"又體現在哪里呢？還是在剛剛過去的文革及建國後的政治 現實中。於是文革以及文革錯誤的總罪名"左"成爲80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與知識界主流思潮的共同批判目標，這種目標的一致也帶來了兩者思想內涵上一定的 交叉與重疊，反"左"成爲80年代官方與知識界民間的共識。
89事件曾經一度阻滯了80年代以來強大的反"左"慣性，國家意志內部出現了爭論和徘徊，在"中國往何處去"的關鍵時刻，又是鄧小平在1992年發表了扭 轉乾坤、一錘定音的南巡講話："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 '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 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 止'左'。"[22]鄧的講話徹底扭轉了國家意志內部趑趄不前的態勢，中國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市場化進程。
1989-1993，意識形態的複雜性在於，這期間出現了兩種類型的"保守主義"，他們貌合神離又互相倚重，給歷史分析帶來重重迷霧。一種保守主義，保的 是"左派"傳統，表現形式是經濟領域的"治理整頓"和政治領域的"反和平演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句話，反激進改革。它屬於丹尼爾斯筆下的"教條 的"左翼，今天的人們則更多地稱之爲"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或"毛主義"--當然這二者還是有區別的。另一種保守主義則與第一種截然相反，保的是"自 由主義"的理念，表現形式主要是思想界裏"反激進主義"。如上文所指出的，由於"激進"作爲一個能指的空洞性和滑動性，在"反激進"這一點上，兩種保守主 義達成了某種虛假的共識，結成了一種"針鋒相對"的聯盟，使得"反激進"呈現出一種極爲矛盾的態勢。對第一種保守主義來說，他們的反激進，反的是當下的政 治經濟領域裏"自由主義"性質的"激進改革"；而對第二種保守主義來說，他反對一切激進主義，這既包括激進的自由主義--如80年代的過激改革和運動，也 包括，而且主要是指歷史上的以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爲取向的"激進革命"，因此它反對的矛頭事實上主要指向了第一種"左派"保守勢力。這裏需要指出兩點，其 一，90年代初作爲保守主義主攻目標的左派保守勢力與歷史上文革一類的"左"的錯誤是不能簡單劃一的；其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保守主義的反左行動擴大 化，事實上橫掃了一切 "左派""激進勢力"--當然，這本來就是保守主義的本意。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和1993年後國家改革進程的進一步激進化，宣佈了第一種保守勢力的潰敗和第二種保守主義在經濟領域裏的失效，然而在思想領域，保守主義 和浮出水面的自由主義結盟，在反對左派的戰爭中卻取得了絕對優勢。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優勢的取得是有其群衆基礎的，那就是在89後兩三年裏的意識形態鬥爭 主要局限於國家意志內部，對於作爲89事件當事人一方的青年學生和知識界來說，對自我行動合法性的確信和不久將獲"平反"的夢想，使他們很少受到當時主流 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思想界從短暫的沈默中迅速復蘇，曾經一度沈隱的80年代相容並包的新啓蒙思潮，在90年代有 了明確的路向--自由主義，當然，保守主義本身就是自由主義的"借殼上市"，這樣，自由主義就在事實上成爲90年代知識界（僅限於知識界）的主流意識形 態。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的中國，就象經過一番猶豫後重新匯合進了世界歷史的潮流--這個潮流就是，伴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歷史被宣佈終 結，全球一體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宣告建立，共産主義世界的崩潰使以之爲主體的國際左翼運動陷入低潮。而中國思想界也由反"左"走向"反左"。由於激進主義被 看成近代中國以來最大的病竈，而左翼革命運動又被視爲激進主義的典型代表，於是"左翼"和"革命"一時間成爲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即便不加引號，"左翼" 也成爲一個名聲不佳的稱號。這種現象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就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左翼文學"無人問津，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自由主義、唯美主義、 市場主義--總之一切遠離左翼的作家成爲競相追捧的物件。
6、"新左派"的崛起與左翼思潮的回湧
9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結果之一是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並迅速導致大範圍的貧富差距拉大，原來較爲單純的階級關係複雜化，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之 爭加劇。社會現實的變化必然要在觀念意識領域反映出來--於是80年代團結在新啓蒙大旗下一統的思想界在90年代中後期爆發了激烈的論爭，論爭中一個被名 之爲"新左翼"或"新左派"的思想派別異軍突起，以其寬闊的視野、西化的理論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成爲思想界關注的焦點。
"新左派"本是60年代出現在美國的左翼學生運動派別，因自覺地區別于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左翼形態而得名。在90年代的中國，一般把汪暉的《當代 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23]一文看成"新左派"崛起的標誌。但是"新左派"這個稱謂最初卻是論爭對手並非善意的命名，在90年代的中國語境裏， 顯然論爭雙方都意識到了這一命名的別有意味--從這點也可以看出自由主義在90年代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因此，被認爲是"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汪暉曾拒絕這一 稱謂，而自稱"批判的知識群體"。[24]但是，歷史的戲劇性在於，隨著中國思想界論爭影響的擴大，"新左派"的觀點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青年知識份子，而 且，這種吸引首先不是因爲"新左派"時髦的理論，而是它對現實矛盾敏銳的體察和富有啓發性的解釋。這樣，"新左派"逐漸脫去了身上的"貶義"，越來越被視 爲思想論爭中不可小覰、應受尊重的一翼。
"新左派"的登上思想舞臺標誌著左翼運動在中國重新興起，同時也是世界範圍內左翼運動回潮的一個分支，這倒恰好應和了左翼運動一貫的國際主義傾向。
注釋：
[1] 參見《辭海》p174，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縮影本
[2] 以上均見《英漢文化比較辭典》p35，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3] 以上均見《英漢文化比較辭典》p35
[4] 以上均見《辭海》縮影本1989年版p174-176
[5] 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價》P192，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6] 參見《英漢文化比較辭典》P33
[7] 參見《古今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8] 參見《辭源》第二冊寅部P159，商務印書館
[9] Raymond Aron《知識份子的鴉片》P3，蔡英文譯，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出版
[10] 參見羅伯特·文森特·丹尼爾斯《革命的良心·導言》，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11] 《知識份子的鴉片》P37
[12] 《"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13] 以上均見《"二大"和"三大"》
[14] 《雪峰文集》第四卷P533，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5月
[15] 《紅色檔案》1934年俄文版1卷217頁，轉引自《國際共運史資料》第13輯P46，人民出版社，1985
[16] 見《列寧全集》第34卷P264-293
[17] 見《列寧全集》第39卷P1
[18] 均見《中共"四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19] 《鄧小平文選》第3卷P136、P137
[20] 鄧小平文選》第2卷P379
[21] 《鄧小平文選》第3卷P229、248
[22] 《鄧小平文選》第3卷P375
[23] 汪暉的文章最初發表于1994年韓國《創作與批評》第86期，1997年《天涯》第5期始發中文版。
[24] 汪暉《死活重溫·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