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裕均
近來的香港確實令人擔憂。前幾個月才爭論政府應否派六千元予新移民，今天又因外傭應否獲得居港權而出現所謂的「恐慌」。二者揭露的不只是歧視、排外和權利不平等；更重要是反映一股在全球迅速滋長的勢力已在香港找到據點，這便是我們熟悉的極右翼主義。
上月底，挪威反新移民搶手屠殺事件震驚全球，原因不單是挪威排外情緒日漲，而是這種反移民情緒正蔓延整個歐洲大陸。如7月31日明報社論所指，雖然大多數人都會譴責挪威搶手的屠殺行為，但其「背後的政治理念卻在歐洲頗有市場」。
極右翼勢力往往在經濟危機和大量新移民擁入的壓力下抬頭。這雙重壓力亦在希臘發生。一方面，由於金融危機帶來龐大國債，使希臘政府採取嚴苛的右翼經濟緊縮政策（大幅度削減公務員薪金、提高燃油稅等）來換取其他歐盟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援助，以致不會違約(default)。但這些緊縮政策卻令甚高失業率進一步惡化(2011年7月的數字是15.9%) 和公務員福利大減。另一方面，大量非法移民近年不斷從土耳其湧入希臘，使希臘成為新移民進入歐洲的主要通道。五月中，雅典街道上有數以百計手持鐵棍的黑衫青年不斷追打黑皮膚移民。情況嚴重得連聯合國難民局(UN Refugee Agency)警告：「法西斯組織已在一些雅典社區成立忽視國家法律的權力機關」，而且「在雅典中部更每天出現法西斯組織策動的反移民襲擊」。
上世紀30年代德國的教訓
正如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所指，現時歐洲有種「30年代的感覺一樣（”got that ‘30s feeling, all the way”）」。上世紀30年代納粹主義急速抬頭，導火線是1929 – 1931年間的全球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 。由於不少德國人在1923-1929年經濟上揚期不斷投機圖利，德國在1931年後已累積大量外債。龐大外債和國內經濟每下愈況（1926年只有200萬人失業；但1932年則升至600萬）使威瑪共和政府被受夾擊。當時德國政府採取右翼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緊縮貨幣政策和大減公共開支，來償還外債。可是這些政策都不能令德國經濟起死回生。最後德國政府迫不得已再次印鈔和增加政府開支──大部分政府開支便落在國防軍備上，為日後納粹黨和二次大戰舖路。
經濟投機埋炸彈、緊縮開支增矛盾
比較現時和威瑪共和的歐洲，不難看出一些規律──經濟上揚期的投機活動，在經濟危機時變成炸彈，以外債形式爆發；欠債國不能不採取極端的緊縮開支和貨幣政策來換取別國援助；緊縮政策又無助減低失業率，使國民生活狀況出現兩極化。這兩極化情況對中產階級尤其明顯（歷史告訴我們，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基礎往往來自中產階級），更使不少中產階級在意識和物質生活上出現矛盾。物質生活上，中產階級感到自己變得與低下階層和失業者無異，生活質素大減，沒有工作和生活保障；意識上，中產階級又拒絕承認自己變成工人階級。這種矛盾，積聚成中產階級對社會的怨恨，最終轉成反移民和極右翼主義的溫床。
慎防仇恨情緒、揚棄右翼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當然，支持右翼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人未必一定支持右翼政治主張。但二者的關聯不能忽視。特別是右翼經濟政策的後遺症往往為社會製造不同對立面（諸如中產VS工人、本地人VS外來人）。沒有經濟右翼在經濟上揚期時鼓吹政府減低對投機活動的規管，便不會埋下金融危機伏線；沒有金融危機，欠債國便不需利用極右經濟政策來緊縮開支；沒有緊縮政策就不會使國民生活每況愈下，為他們埋下仇恨的種子。
香港社會排外勢力日增，是否暗示我們應全盤重新思考一直以來港府的右傾經濟政策呢？在自由放任和積極不干預都不是指定經濟原則的後殖民年代，未來香港經濟政策的軸心應否向左調整？請認清問題根源：不是新移民，而是右翼經濟政策，是政府大減福利，是資本家一開始就搶走了社會大部分財富，最後剩番少少讓我們鬼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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