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研究學者Lawrence Grossberg剛出版的新書Caught in the Crossfire-Kids, Politics, and America's Future(Boulder and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05)，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什麼美國社會在近二三十年要向青少年開戰﹖
過去，美國社會對青少年和兒童的討論，或是認為他們是仍未社教化的一群，或是討論如何令他們融入社會，但現在則是把他們看成反社會(antisocial)的危險動物。Grossberg在書的開首章節，詳細記錄了美國社會近二三十年對青少年和兒童極度不容忍的事實和各種不友善的措辭，甚至可說是特別針對他們，在各個領域向他們宣戰。例如不少在1970年代以前對青少年和兒童友好的公共評論家，在八九十年代也轉變了態度，而97年一份研究報告指出，58%受訪者認為青少年和兒童長大後不會使世界變得更好，或只會令世界變壞，53%受訪者則以負面語詞來形容少年和兒童。
這不僅是一種論述的轉變，它同時帶來實質的後果，例如兒童貧窮率在73至94年間上升了40%，但同期美國整體貧窮率只增長了20%。與此同時，各式對青少年和兒童的禁制和管治也愈來愈嚴格，甚至不再將青少年和兒童看作未成年的孩子，而是以處置成年人的懲罰來對付他們。
犯案率下跌 但案例被放大
青少年和兒童常被描述成為罪犯、性濫交、不守秩序、沉迷毒品、連繫黑社會和暴力、只顧玩樂和無心向學等等。向青少年和兒童開戰，意味整體社會的想像力的衰退，因為青少年和兒童正是想像力的泉源。對兒童而言，未來永遠帶有開放的各種可能性，將他們的想像力和不依成規的表現說成偏離行為，甚至嚴加對付，最終只會造就戴卓爾夫人所說的「不存在別的可能」(there is no alternative)。
香港近年對青少年的討論，也許未達到像美國一樣向青少年和兒童開戰的程度，但各種負面的描述還是俯拾皆是。例如所謂「雙失青年」的報道，大多與負面的措辭扣連﹕或指他們軟弱(「索款買手機不果，雙失青年除夕割脈」、「雙失青年跳樓死，逃避返工」、「19歲雙失青年麵檔當樓面3日，「機癡」嫌打工辛苦跳樓亡」)，或可憐無助(「失業好轉曇花現，雙失青年最堪憐」、「愛心僱主聘雙失青年」)，或意志薄弱甚至是社會的潛在隱憂(「調查指雙失青年無找工意慾」、「雙失青年社會炸彈」)。而新近的「隱蔽青年」，雖然不一定是「病態」，但卻容易「自卑」，因此也要「慎防」、「援助」。
更奇怪的是，今年首7個月新界南區青少年犯案率較去年同期下跌13%，但報章的標題卻只集中在涉及黑幫的罪行(由上年同期的11人增至今年的26人)，變成「青少年涉黑幫罪行升逾倍」或「涉黑少年被捕人數倍增」。不幸的是，這種片面的報道並非特例，我們經常會看到個別嚴重的青少年犯罪案例被放大，似乎成為青少年整體的問題。
政治角力 反智成風
正如Grossberg以大量的統計數字指出，美國對青少年和兒童的負面描述往往誇大其詞，絕不準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
Grossberg的回答是﹕僅僅將向青少年開戰這現象歸咎於大眾傳媒、家庭危機、種族主義以至資本主義，只是將問題約化為單一的面向，而忽略了現實複雜的社會脈絡，並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
要了解美國社會近年對青少年和兒童的不友善態度，得要先了解美國國內當下的社會脈絡中不同政治力量角力的狀，因為影響社會對青少年和兒童的態度，主要是各種政治力量角力下產生的各種無意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當代美國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包括了傳統宗教支持的新右派保守力量、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和左派。它們之間的鬥爭，主要是在社會急劇變化中，爭取重新定義美國的現代性(modernity)，或推進它們各自渴求的現代性計劃。這些政治力量的爭持，導引出各種無意的後果或「副作用」，包括使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和妥協的空間愈來愈少，對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現實的知識的需求也急劇降低，結果是反智成風，建基於可信的證據的溝通和論爭也日漸失去市場，造成了人們接受某一觀點與否，並非基於這觀點是否有嚴格的證據支持，而是基於願意或不願意信任說話者的位置和立場。而青少年和兒童正是處於這種爭鬥之間，成為政治角力的工具或目標。以孩子之名於是成為了各種政治計劃的方便藉口，最終促使社會向青少年和兒童開戰。
Grossberg進一步指出，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政治力量，都在有意和無意之間參與了反知識的大合唱。儘管出發點不同，但它們都認為知識(特別是不符合它們的政治立場的)只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工具，而證據也可以因應政治需要而打造，易受政黨操弄，故不可信。結果是各種政治力量都不覺得尋求最好、最可靠的知識是重要的，也不再信任科學的證據，甚至愈來愈傾向將知識當作為公關的手段。加上傳媒、教育和出版機構的信譽也受到質疑，建基於有理有據的討論就更難生長，而訴諸民粹情緒便成為政治論爭的常態。
儘管香港的社會脈絡與美國不盡相同，對青少年和兒童的態度也似乎沒美國般嚴厲，但政治生態仍是十分相似，不同政治立場之間的交鋒，也愈來愈少依賴堅實的論據。
立場交鋒 少依賴實據
例如關於男同性戀肛交合法年齡由21降至16的討論，論者多訴諸群眾的道德恐慌，而少觸及香港實質的社會狀和基本的法理原則，甚至連一些最基本的資料也沒有蒐集，例如社會上有多少同性戀者﹖不同的社群對有關法案持什麼看法﹖改變肛交合法年齡實質會對社會上不同的社群產生什麼影響﹖
此外，在很多重大的政策決定過程中，香港政府也極少依賴系統的研究，或不太願意公開已完成報告或文件，甚至會引用像「167萬港人內地子女」的不科學數據，作為政策的依據。政黨方面，不論贊成或反對最低工時，都沒有提出坐落於香港具體社會脈絡的系統研究，作為支持或反對的理據。
缺乏堅實的知識支持的政治判斷，往往會脫離社會現實。Grossberg認為這問題在自由派和左翼激進力量中更為嚴重，使得在這場爭奪現代性性質的政治角力中，新右派保守力量佔先，自由派和左翼激進力量則日益失去影響力，因為新右派至少能夠扣連民眾的常識、日常生活和欲望，並關注他們的憂慮、憎惡、憤怒。左翼不僅缺乏對社會現實的具體分析，甚至往往攻擊民眾的常識和欲望，因此更難以和廣泛的社會力量接合。
在缺乏堅實的分析和實證研究下，左翼政治力量往往只能提供一種烏托邦式的願景，無法勾劃出一個建基於現實狀的可行的理想圖像，導致民眾會因「沒有其他可能」而遠離這些左翼的政治訴求。
他以福利為例，指出在新右派成功接合民粹的心態(如長期對個人主義的「投資」)，提出簡單的取消整個社會福利方案的同時，美國左翼政治卻仍只集中討論抽象的原則(例如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沒去將福利的失效扣連為政府官僚的無能這樣的具體、與民眾生活直接相關問題，結果自然無法與新右派競爭。
儘管以青少年和兒童作為切入點，但Grossberg在書中主要關心的，是當代美國的政治變化和未來路向。與美國類似，香港的政治場域也缺乏堅實的知識的參與，各政治力量經常是追求立刻的解決方案，或單以固定的身分位置來作為決定政治行動的標準，並很少想及各種政治計劃的無意後果或各種副作用。
在這種政治生態下，Grossberg的分析和提醒，也許值得香港各方的政治力量認真參考。
轉載自明報論壇版200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