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港珠澳大橋追加超支撥款，市民見證主席陳健波高調剪布，壓縮議員提案，縮短表决時間更驅逐員出場，總之用盡一切方法在政府自定的死線前撥款。如此大費周章，究竟是為了重大公眾利益還是政府面子？香港人善忘，若果不重温這項目的前世今生，便難以明白這是特區政府在錯誤時空針對錯誤功能的錯誤規劃，恐怕會變成永不翻身的負資產。
從1983年合和集團胡應湘提出興建伶仃洋大橋的時候算起，至2003年國務院同意粵港澳三地政府成立協調小組，把項目易名為港珠澳大橋為止，這項基建堪稱各方利益糾纏最深、博奕最激烈、決策最離地的跨境項目。
表面上，大橋是為了促進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西部的經濟發展，減省陸路客運和貨運的成本和時間。當時預計大橋在2016年落成，珠三角西部會落入香港方圓三小時車程可達的範圍內，令珠三角西部吸引外來投資，香港受惠於珠西的人力和土地資源，而澳門則藉此推動博彩業，甚至帶動橫琴島發展。
利益攸關 鈎心鬥角
但這規劃願景其實隱藏了香港、深圳、中山、珠海和澳門五個城市對未來發展前景的角力：地域融合是雙刃劍，有贏家亦有輸家，只是各地官員均不願宣諸於口而已。對一些投資於港口、運輸、物流和基建的企業來說，大橋是否興建，如何興建和由誰興建，更是一項接一項利益攸關的博奕。
先看地理位置：澳門、珠海和中山三市在珠江口西岸，香港和深圳在東岸。若要建設一條跨越珠江口的大橋，每一個城市都希望成為落腳點，使外地人流和物流惠及本土經濟發展。最早推動這項構想的官員是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他在1993年提出了興建伶仃洋跨海大橋的方案，並在1997年獲國務院批准立項。當時建議的走線是從珠海金鼎出發，經過淇澳島和內伶仃島，直達香港屯門爛角咀。這個方案最終胎死腹中，不僅因為香港政府不熱衷，更因為深圳政府不願見到珠三角西部的人流物流繞過深圳直達香港，澳門和中山市也不願意成為倚賴珠海的二線城市。
雖然理論上珠江口交通網絡完備可令所有城市受益，但各地市政府都希望成為「大橋利益圈」的一線城市，這正是政府間矛盾的根源。曾經有學者提倡「雙Y方案」，即西岸分义連接珠海與澳門，東岸分义連接香港與深圳。從交通可達性和靈活性看來，這方案效率最高，但工程難度和成本也最高，要求四市同步決策，共同分担投資風險的難度也最大。
深中通道 兩敗俱傷
中山市不甘被邊緣化，乾脆推動連接深圳的跨珠江口「深中通道」，既可作為港珠澳大橋一旦流產時的替代方案，亦可變成毋須倚賴港澳特區的跨珠江口通道。結果深中通道成真，國家發改委列入《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現今預計在2021年落成。
最終角力的結果令深圳排除在大橋利益圈之外，「雙Y」變成「單Y」。深圳市無法從大橋直接得益，只得更積極與中山市推動深中通道，避免珠江口西部的人流物流全部落入香港手中。將來深中通道直接與港珠澳大橋競爭，勢必兩敗俱傷，但後者投資更大因此損失更大。
政府間角力的背後夾雜了錯綜複雜的企業利益：中山大學鄭天祥教授認為香港財團可分為公路派（例如以經營收費公路為主業的胡應湘）、航運派（例如擁有南海高欄港、珠海九洲港、佛山三山港等碼頭的李嘉誠，和擁有南沙港的霍英東家族）和鐵路派。
公路橋必定推高汽車流量，加劇空氣污染，與政府發展低碳經濟以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背道而馳，所以鐵路橋設計本應是更符合城市規劃願景的抉擇，但鐵路是公營事業，私人財團難以分一杯羹，各地政府受制於財團利益，根本沒有重視鐵路方案，更從未諮詢市民。
到了2008年，原先大張旗鼓催迫政府上馬，宣稱以BOT方式（即建造、營運、移交）投資，誇下海口不花一文公帑便完成工程的中港財團全部臨陣退縮，因為他們深知這是一盤深不見底的蝕本生意。結果三地政府騎虎難下，大橋全部由政府出資和擔保融資，等於市民大眾承受全盤風險，公眾利益淪為權貴角力的犧牲品。
尷尬真相 殘酷現實
到了今天，大橋已用去香港公帑近1200億元卻仍未見頂，急於收工的建制派議員縱容政府迴避車流量預測失準、監管承建商不力、水質污染趕絕白海豚、粵港自駕遊配額未解決、跨界車輛污染未規管、營運開支未能平衡等一糸列懸而未決的問題。過去政府大吹大擂的經濟效益，官員今天已不願多談，因為翻開統計數字，便明白中港陸路貨運量近年持續下降，當年胡應湘任港口及航運局主席時鼓吹的十號貨櫃碼頭，特區政府已在2014年施政報告後表示不合乎經濟和成本效益，正式擱置。
港珠澳大橋為何而建和為誰而建，早已成為令權貴尷尬的真相。
香港人將來會被迫面對殘酷現實：大橋投資回本固然是不切實際的侈望，即使要大橋少虧損一點，便得笑面歡迎更多廢氣污染，催谷更多內地車自駕進城。這是特區政府和建制議員扭盡六壬送給市民的大禮，香港人該如何道謝，才能配得上這份世界級負資產的濃情厚意？
或許在大橋開幕日，港人應在橋頭竪立兩塊紀念碑：一塊「殉職碑」刻上六位因公犧牲的工友名字（但願一個也不再多），另一塊刻上堅持工程上馬的官員和議員名字，究竟這是「功績碑」還是「瀆職碑」，留待後世評價。
原文刊於《明報》2016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