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子維（影子長策會成員、健康空氣行動社區關係經理）
繼香港科技園後，特區政府剛與深圳市政府簽署備忘錄，要在落馬洲的河套地區興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這個佔地87公頃的園區，究竟進駐什麼企業，本身仍是個謎，但據本土研究社搜尋的資料，在一份名為《全方位開發港深邊境地區的方案與論證》的研究報告中，透露有三至四成的就業人口，都是來自「內地派駐機構」，當中很可能是一些來自內地的大型企業與省市區政府。
這種引進企業以促進經濟與科技創新發展的思維，其實早於90年代初的廣東省便已經實行，只不過當時廣東省引進的，是來自香港和台灣的製造和加工業投資，現在河套科技園的落實，大概是二十年河東過後的主客易位，香港要淪為引進內地投資以推進經濟發展了。
這與《2030+》的「人口政策」，可謂一脈相承。統計處估計，香港到了2039年的人口上限只有822萬（經過不斷下調的數字），但《2030+》仍需要預留900萬人口以作緩衝，其意明顯為「輸入人口」的政策開綠燈，河套科技園反映的，是這種「輸入人口」的政策，已經到了「輸入企業」的階段。
作為「輸入企業」政策的一環， 河套科技園的創立，並不能為香港創造新工作，而是要求香港本土的創新與科研人才，反而輸出予內地的大型企業。政府一直忽略甚或無視的，是輸入大企業並無法創造新工作，以長官意志發展單一大型產業的方式，是無法讓城市持續創新與發展。
在雅布斯（Jane Jacobs）的《城市經濟學》一書中，便已經列舉伯明翰與曼徹斯特的例子，說明只注重效率，發展過份單一的產業，城市的發展最終只會停滯不前。曼徹斯特是1850年代英國最先進的工業城市，是以紡織業為主的工業大城，連馬克思亦讚嘆城市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極致；相比起來，伯明瀚只是一個以家庭式小生意為主的城市，假如把當時所有的經濟學家叫來評論比較兩個城市的未來，曼徹斯特的前途肯定比伯明翰光明得多。
160年後的今日，伯明翰已經成為英國僅次於倫敦的第二大都會區，不但經濟發展蓬勃，而且文化多元音樂人雲集，也是英國的高等教育重鎮，反而曼徹斯特卻沒落了。雅布斯在書中便嘗試論證，兩座城市的最大差異，就是曼徹斯特只著重如何有效率地提升主要產業的產出，而伯明翰則著重如何開創不同類型的新工作。
香港城市的發展實在太重視效率，反而忽略了創新所需要的本地研發，需要的不單單是處理行政或者是法制保障方面所帶來的效率，某種的「無效率」反而是必要的：例如相對「無效率」的貸款流程，大量分配小額資金予創新點子，也要有相應的資金給予那些能夠大量生產或提升規模，但未必保證可以大賣的新商品或新服務。城市實驗室本身，便需要容許不斷試錯的過程。
比較雜亂的城市空間安排，以街巷取代馬路，以鄉村、墟市與市鎮的混雜發展空間，取代新市鎮事事講求興建一模一樣功能單一的大樓，其實更有潛力去發展創造更多的分工和新工作。《2030+》以新市鎮主導的發展模式，撥地大搞河套科技園與物流中心的「輸入企業」模式，其實正日漸扼殺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某程度上，這和在香港引入迪士尼的舉動如出一轍，是扼殺創意的表現─其沒有創意就像大企業因無法創新，便需透過併購收購新創企業以維持營利增長一樣。沒有在地產業，缺乏出口乘數效應，城市便沒有可持續發展。
河套科技園假如只是靠引進例如內地的科技產業，其實是無助於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也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方案。香港需要的，是街邊的小販文化，而不是美食車；不是單單引進外國科技，而是讓本地研發能夠有出口替代的空間（香港理大便曾經研發出香港首架自主研發的電動車mycar，最後缺乏支持下只能售出品牌於美國公司）；不是硬件上提供多少地皮用於科技發展，或者只提供撥款支持大企業做研發，而是整個政策如何支持民間研發與創新。
單單是政府如何讓大數據更可供民間使用，已經大有可討論的空間。我們曾經和一家管理交通數據的公司Citymapper傾談過，希望研發一個手機應用程式，整合香港交通的實時數據，讓市民可以一出門，便可以選擇到最乾淨最低排放的出行模式。可惜遇到的最大關卡並不是金錢也不是技術，而是數據獲取，運輸署並沒有以開源（open source）的方式提供相關的實時交通數據，幾間巴士公司也不願意開放有關數據，最後的結果，是大家只能夠下載某家公司的應用程式看下一班車可何時到，如果你要同時知道不同交通工具的實時時間，就只能夠下載幾個不同的應用程式，不但費時失事，亦錯失以技術創新改善公共交通效率以至舒緩交通擠塞的機會。
創新研發最需要的並不是土地，而是政策─一個真正能夠讓本地產業研發落地生根、讓本地民眾能夠獨立自主解決城市問題、進而向他國輸出服務和商品的產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