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何去何從？政府成立了一個諮詢委員會之後，這個問題好像就變得不存在了，彷彿有了這個委員會，一切困難都會自動消失，歧路也終將重修成正道，前程一片美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汪明荃與杜琪近日的爭論才顯得格外可笑，也格外可悲。可笑的是，關於西九的討論至此成為一個娛樂八卦的閒聊茶點，到底西九文娛藝術區應不應該有座粵劇劇院的問題，讓位給了還有多少明星出來「撐阿姐」，或者杜大導是不是太過囂張。可悲的是，這場星味十足的論戰提醒了我們，界別利益的眼光怎樣主宰了香港的政策思路。
過去十多年來，我參加過的各種大大小小文化政策研討會諮詢會不計其數，它們幾乎從不例外地變成一種苦水大集會。如果有人抱怨香港的專業劇團沒有自己的場館，立刻就會有人指出實驗劇場的處境更慘；假如攝影界的人控訴香港藝術館不承認攝影的藝術地位，搞沙龍攝影的朋友就會站出來說自己才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一群；不要以為傳統戲曲只有粵劇，從事京劇演藝的會告訴你京劇才是全國最受歡迎的劇種。你苦，就肯定還有比你更苦的。界中有界，大伙唯一的共識往往只有「政府不重視文化」這一條。
萬一有政府官員在場，給大家逼表態，他們通常會很抱歉地說：「我今日是來聽意見的，所以沒有什麼可說。但是大家的意見都很寶貴，對我們十分重要……」又萬一政府之後要出個回應報告或者什麼政策文件，不難想像官員會表示：「其實文化界的意見都很紛紜，所以不能說我們的建議一定不受歡迎，其實也有很多聲音是贊成政府的。」至於那些「紛紜的意見」和各大中小界的苦水，在正式文件上通常被寫成「多元化」，比如說「香港的文化特色就是多元」，或者「政府支持文化的多元發展」。
起初我以為這麼叫人沮喪的場面只是「文化界」獨特的現象，後來去了許多關於其他議題的諮詢會，才知道這是香港「各界」的普遍狀。所以汪杜之爭不止是兩個演藝紅人的事，也不止是「文化界」的事，而是整個香港界別利益分配政治的病徵。
界別利益之爭舉世皆存，香港卻尤其嚴重。自從殖民統治時期開始，政府就很有效地把社會分割成不同的功能界別，抑制地區利益的膨脹(除了新界原居民。但在政府的巧妙設計底下，原居民本身也成了一種界別)。這個做法可以免除因地區組織和勢力的發展帶來一種比較「均質」的公民意識，同時保證以職業身分為基礎的界別制度可以和政府形成精英管制的同盟。將社會分化成不同的界，就能讓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界別利益的爭奪之上，彼此為了資源和權力搶個不亦樂乎，政府就能自處於一個看似中立的位置，相當超然也相當權威。而且不同的界裏頭還有分界，各界中人的思維給困在這些狹小的格局當中，一門心思想的就是如何在自己的界裏出人頭地，為自己的界別取得份額更大的餅塊。
奇妙的是，這種界別的分化在香港竟然成了僵硬的制度，例如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與選委會的界別分組；一旦硬化成利益發放與流通的體制，想要廢除就難乎其難了。界的意識如此深入人心，乃至於有時竟連一些贊成廢除立法會功能議席的朋友，也不知不覺地把這個界那個界掛在嘴邊。西九的爭論要是放在其他地方，報紙記者肯定也會訪問劇場導演、建築師和地產商；但是只有香港，這些人的身分會被分別處理成「文化界」、「建築界」和「地產界」的代表。
近日流行「持份者」(Stakeholder)一語，在香港也隱約變成傳統界別身分的新包裝，聽起來既有學術風味也很有點「公民社會」的味道，其實骨子裏變化並不大。例如在西九的發展問題上，有輿論就強調政府不能不聽文化界的聲音，因為他們是西九的「持份者」。誠然，政府是該吸收文化界的意見，但那是因為他們從事文化藝術工作，在這方面有專業經驗和知識。若是說到利益相關的「持份者」，恐怕全港市民才是真正的「持份者」。
汪明荃抨擊西九的諮詢架構代表性不足，不止是這種傳統界別思維的作用，也突顯了香港整體文化政策的缺失。正是因為香港的文化政策和設施有不足之處，才會使得大家都把希望放在西九上頭。因此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會看到有人提出西九應該有沙龍攝影館，應該有詩人村……。與其爭論西九要不要為粵劇建立專門場地，我們是否應該先看看新光劇院的存廢問題？為什麼市場的力量不足以保持新光的地位？如果票房收入抵不過業主賣樓的收益，政府是不是要動用公帑介入？政府為什麼要支持不能只靠市場生存的藝術呢？有那麼多門類的藝術活動，政府應該支持哪一種多點呢？市民對於這樣的資助又有什麼想法呢？
如此逼問下來，就可發現一個明確的文化政策到底包含什麼元素了。回到西九，我們絕對有必要先知道它的觀眾是誰，由何而來；我們要知道它的營運管理是向誰負責；我們當然還要決定裏面包括了什麼設施，展演哪一類的活動。這一切都應決定於細緻的研究和公眾諮詢，而不是哪個界別入了局哪個界別不入局。西九諮詢委員的任務應該是盡快開展研究和諮詢的工作，而非告訴政府誰的利益比較重要，然後間接造成界別的爭鬥，讓政府從容地作壁上觀。畢竟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屬於市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