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文刊於明報10月9日明報生活副刊「好唔好睇先？」專欄
一天,我跟同事吃午飯時聊起「紅燈區合法化」的問題。我說,既然不能(亦不應)取締紅燈區,不如把它合法化,納入政府規管。其中一人回應:「即是說你贊成政府經營『雞竇』啦!」好辯的我登時為之語結,不是想不到反駁的觀點,而是我眼前突然出現了,長長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故事。
性工作歷史悠久,古今中外,處處可見。但性工作者(不論男女)在滿足了消費者的欲望後,卻背負沉重的道德污名。性工作者不敢站出來告訴別人自己的職業,性工作與「污糟」、「低下」、「沒有尊嚴」等負面聯想繄在一起,性工作者甚至比大賊的地位還低(有時社會還為他們營造一種梟雄感)。性工作者其實無權無勢,所以亦最容易成為被擲石頭的人。
法國人類學家勒內吉拉爾(Rene Girard)在總結性著作《替罪羊》說,西方社會有一種機制,為保持社會穩定及防止社會危機的爆發,它會建立一種「建設性的暴力」以取代其他暴力,以一人(替罪羊)之死換得大家的性命。雖然吉拉爾在書中以歷史發生的種族迫害為例,闡明其理論,但我們依然可借用其中的部分,分析性工作者受歧視的原因。首先,在任何社會,欲望的力量太大,人類無法從一般的戀愛及婚姻得到滿足。從個人角度看,有些人始終沒有辦法成功戀愛及結婚,但性欲還是要解決的 。性工作因此應運而生。可是,人類社會一直無法坦承有此需要,於是唯有將性工作掃入暗角,並為性工作者冠以種種罪名。人類社會既需要它的存在,但亦沒有勇氣承認。因此,性工作者成為社會的(替罪羊),在滿足社會的澎湃欲望後,為了保持「社會穩定」,而承受社會的種種指控。
你可能會說,香港這麼開放,有言論自由,是一個會找代罪羔羊的城市嗎?事實是,香港的保守與殘酷,有時還真叫我驚訝。幾個月前,竟然還有人登聯署聲明,反對同性戀。早前法庭裁定年滿十六歲男性肛交不違法,又引來一輪鬧哄哄的反對聲浪。在這兩件事情,一些人為了保持社會的某部分「穩定」(主流的婚姻制度,主流(?)的性交模式(男上女下?)),打算犧牲同性戀者及會肛交的男子,令他們變成社會的替罪羊,讓他們背負種種道德罪名。還有還有,最近就有三百人投訴欣宜扮白雪公主,欣宜也成為了這三百人眼中的替罪羊(在香港,肥人應是最常見被擲石頭的人)。
有出路嗎?吉拉爾吐出了兩個知易行難的字: 寬容。
我知道「紫藤」這個組織很久了。一群關心婦女權益的人士組成「紫藤」,致力在法例和政策上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並透過書籍和影音出版,把她們帶回社會的光明處,打破對她們的歧視。雖然我並不認識「紫藤」的成員,但一直很為她們的作為而感動。在香港,就只有她們夠細心,察覺到性工作者的需要,並敢於在洶湧的群眾前面,為她們擋石頭。最近,她們還拍了一套半戲劇,半紀錄的電影《姊姊妹妹和紫藤》來記述她們及她們的種種生活。戲還未公映,劇照率先於牛棚及藝穗會展出。
道德恐慌會蒙蔽雙眼,看不到真相,甚至建構子虛烏有的想像。六個參與的攝影師各有關注的焦點,但都說着她們和她們生活上的小故事。其中,鄭逸宇發現「姐姐」的公司都有閉路電視,便想到她們工作安全的問題;譚靄君留意到演員的雙腿,聯想到「姐姐」皮膚上的「生活記號」;關本良說她們平凡得很,反而打燈某程度渲染了她們的生活環境……透過展覽,我們看到她們同樣要為生活掙扎,同樣有喜怒哀樂。人處於驚慌之中,會失去理智,思緒紊亂。社會處於道德恐慌中,也會看不清仇恨的對象,放棄理性討論及溝通的可能。多少悲劇就是由此而來!在這個展覽,我們看到的雖是劇照,但對了解性工作者,社會行前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或者, 寬容真的遠了點。但是,下次在拾起石頭前,走近點,了解多一點,應該不難做到吧!?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