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六日，中大畢業日，作為畢業生的我，卻沒有去中大，沒有看到學生「衝擊」(?)董建華的場面。
大概人人都覺得中大學生會的學生做錯了，理由如下：畢業典禮作為畢業生一個最重要的典禮之一，反對董建華拿法學博士的學生縱有萬般不願意，也要尊重典禮的進行。言論自由是有限度的，學生固然可以反對董建華，但也不可以剝奪董建華說話的自由和其他畢業生擁有一個完美無暇的畢業典禮的權利。
反對者眾，不論是報章評論（如明報），還是畢業生和家長的反應（見諸blog和電視新聞報導），都眾口鑠金指責學生：他們錯了。但他們是否真的是因為不尊重而錯了，還是有其他理由？
我想大部人不願意說出來的是，即使大家覺得董建華對法制建立方面完全沒有貢獻，即使大家了解學生的出發點在於揭發劉遵義的種種不義，即使大家認為學生真的（其實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站在道德高地也好，我們也不可以用如此「激進」的手法去表達的，充其量我們可以上facebook宣洩一下，又或者掛一掛紅絲帶，這就叫做「表達意見的自由」了。這種對激進手法的深恐戒懼、對紅色革命的條件式反彈，才是學生不斷被批判的深層原因。
當我們說：中大學生在不適當的時候做不適當的事，我們（包括畢業生、家長和社會各界人士）都假設了社會上有一些道德規範是一定要遵守的，只是因為學生不夠成熟，才和我們如此不同。這是因為他們自私（對，無線新聞有一個shot，家長罵學生自私，學生花這麼多時間去被守衛用暴力對待，真自私，家長自己想自己的子女有完美的畢業典禮，真偉大），因為他們想出鋒頭，因為他們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因為他們「講就天下無敵」……隱藏了、說不出的理由，就是我們已經被建制同化了，「咪阻住地球轉啦你地，扮哂野，我地係出面打工咁辛苦，成日被人鬧，你地班友仔，小小野係度嘈生哂」。人們不願意面對的，是自己的稜角終於被殘酷的社會磨平了，看著勇往直前、居然敢對權威大吵大鬧學生，我們既沒有勇氣、也不想去面對。待在社會太久，我們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無論學生的行為有多麼良好的理由，無論校方給予的言論自由如何不知所謂，無論中大校方在「出售」博士學位時如何失去學格……我們都會歇斯底里地反擊，因為學生行為所代表的，正正是我們內心很想做，但又沒有勇氣做，更沒有能力做的事情。他們的行為正正代表了自己的道德缺失：我們面對社會上不公義事情的時候，反應只有犬儒、沉默、甚至是認同──這就是我們變得麻木不仁的開端。明明學生給予很多理由支持校方頒發學位的決定有可能是某種政治酬庸，我們不加以查證，甚至不思考就指出這是陰謀論，又或者接受這是社會的慣常現象，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先反對；學生的行為就像一面鏡子，照著我們內心道德的醜陋，所以我們才這麼大反應。
如果我們真的珍惜言論自由的話，就不應該淪為政府spin doctor的打手，對於學生提出的理據，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認真思考；言論自由不是請客食飯，大家客客氣氣，講野樣樣五十大板，如果沒有一個批判的環境，沒有獨立思考作為根基，被政客的花言巧語引導思考，還說什麼「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
今天，明報／文匯社論都指責學生不包容，容我以陶傑的語氣反問：當一個人在強暴你的母親／校，你要阻止，強暴者說，你有自由去表達你的意見，但請包容我，我幹完你母親／校再跟你談！政治權力的勾結，與強暴一樣赤裸，但這個社會卻不斷叫我們去包容這權力的私相授受！(from inmedia, 阿藹 中大恥辱日)
請大家別再那麼虛偽，別再用言論自由的榥子了。要麼打正旗號，以當權者的身分提醒學生，社會是我們控制的，你們不包容也應該包容，否則後果自負；要麼對學生說：對對對，你說的都對，不過你們都錯了，我們的社會不喜歡誠實，達爾文的社會才是硬道理哩！
特別推薦：
如果大家真的那麼理性批判的話，要做的工作就應該是探討大學頒發榮譽學位的準則，而不是因為自己頭腦懶惰，就對所有的言論都照單全收。
戴遠雄 致畢業生的信──追尋大學的理念 （一篇很好的文章，對董建華是否有充分的學術貢獻／對香港的社會貢獻而獲獎有很好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