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矢中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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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施政報告，董建華用不少篇幅論述管治問題，希望為未來的施政定下方針。「施政」一詞近年成為流行語，但言人人殊。也許，這種語意含混正是其吸引力所在。特首所說的「施政」意思也不清晰，但顯然他採取狹義理解，即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紆尊降貴關懷基層、吸納中產、向富豪退讓──這種施政方式是「良好管治」不允許的，也跟民主沒多大關係，只是想以此取代民主。特首的「施政理念」排斥民主，罔顧現實和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
良好的施政需建立自我反省矯正的機制，這也是董今年報告的開場白。可惜，其自我反省更像文革時受害人被迫寫成的自我檢討，有交差意味，非真誠自省。他雖正確道出過去施政的失誤，但開出的藥方卻不能撥亂反正。他承認自己未做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故希望確立「以民為本」，但其建議不可能達致此目標。
董認為民本施政的起點，是嚴格依照（中央政府詮釋的）《基本法》，因為《基本法》讓我們「當家作主」。此說難以成立，因為就連他也受外在壓力而自我批評。他常指中國是香港主權國，但這種主權的具體表現，在於人大常委有不受制約的解釋權，「當家作主」只是空談。假如立憲主義是施政基石，董確實使自己陷於窘境。《基本法》保證香港有相當程度的法治，但其法律根基脆弱，形成持續的威脅。《基本法》大致上將殖民地管治模式整理成文，只是將倫敦換作北京。港人跟過往一樣並未當家作主，董政府的作為正是有力證據。例如他一直說維護司法獨立，但近年最嚴重打擊司法界士氣和信心的事，莫過於特首匆忙請示北京，尋求推翻終審法院就居港權案的裁決，使終院公開受辱──那也是「自我檢討」的較早事例。
港人本來認為，《基本法》是香港的自治憲章，但它很快成為中央在港政府縱容下的操控工具，這也切合草擬原意。嚴守《基本法》已成董的口頭禪，他沒察覺不足也正常不過。民主和自治的條文不全面，是《基本法》主要缺陷，董大概對兩者都不熟衷。政制發展是施政暢順的基礎，施政報告卻僅以一小段輕輕帶過，只是重申人大常委（在董協助下）就政改設定的框框。
董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但卻無一字論及立法會角色。當代有關管治的論述，多數列明議會的核心地位。董無視立法會是制訂或通過政策的地方（他總結施政不足也沒有提及自己跟立法會關係惡劣），忽略了立法會和政黨有能力凝聚共識，動員民眾參與政治──但他又呼籲各界求同存異，團結穩定，必須聆聽民意。他雖然承認過往不足，但並未認識到透過立法會或其他機制向市民問責的重要性──不少施政失誤本可避免。
然則董的施政理念是甚麼？民主顯然不在其列。他認為未有這個條件（他向人大常委提交的政制發展報告書，充份顯示這點）。只有待經濟發展成熟，社會繁榮穩定，並就政改有共識，條件才算成熟──但必須「循序漸進」。
這些價值公認是民主的結果而非先決條件，享有這些價值是基本人權。但對董來說，民主不是權利，而是要爭取的特權。他認為商界富豪有能力享有此權利，也小心翼翼地承認「中產階級」是地位較次的夥伴，根本不了解何謂平等而負責任的公民權，只是一方面高呼團結，同時將社會割裂為不同階級界別。他以高高在上的姿態讚揚市民：「我們看到港人再次發揮自強不息、能屈能伸、靈活應變、永不言敗的精神。每當我們聽到港人逆境自強的動人故事，都會深為感動，而且由衷敬佩。」他雖然感動，但仍不能接納市民進入蒙恩寵的小圈子。
董的施政理念包括：順從北京（「盡量避免給國家添煩添亂」）；加強諮詢組織（典型的殖民地手段，藉此安撫製造麻煩的異見者）；設立更多委員會，由司局長而非獨立行內人士率領（延續政改和西九必須由政府操控的先例）。總之由政府推測民情和解決問題，而不是由市民自行決定問題所在，再共同解決。這種管治模式比「以民為本」更配合其實質建議。
這堆夾纏不清的目標和對策，頗能反映董混亂的意識形態。他堅信「自由」市場，所謂「自由」只是基於保守派的幻想，而不是由自發的秩序形成。更重要的是，無監管的市場不能體現他口中的香港社會核心價值（一個口說推崇而不聆聽民意的政府，怎會了解市民珍視的價值？）。董似乎活在和諧團結、取向一致的儒家大同世界。即使自由市場的倡議者也不推崇這些價值，因為他們強調市場是實現自我的工具。
另一項董重視的價值「和諧」也跟市場格格不入。以市場為本的現代社會，充滿分化、競爭和衝突。任何良好的制度都必須面對這關鍵問題：怎樣以最公平和鼓勵公民參與的方式疏解這些衝突？迄今為止，民主政治是最佳答案。
不過，也許董真正的目標是另一種儒家價值：階級井然有別的威權主義。當權者提倡社會和諧，通常意謂希望維持現狀，使批評社會政治制度的意見噤聲。行政長官甚至承諾「幫助那些對中央仍存有懷疑以至對抗意識的人，改變想法」，然則他打算繼續自我批評，抑或作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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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日思(Yash Ghai)
作者為香港大學包玉剛公法學講座教授
轉貼自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