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答應授權轉載，並說他來年與前進進劇場合作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劇場裡可能會提到天星事件。臨收線時他說，有咩要幫手出聲。
雖然運動焦點已經轉移到皇后碼頭，但文章中關於「歷史建築」、「家園感」的部分，應可對日後的運動都產生重要幫助，清理一些基本概念的問題。）
近日因為清拆天星碼頭而掀起的抗爭，最為鮮明的是當中的行動性質。一群青年闖進正在動工的地盤，連日冒著寒風冷雨，以身體阻擋清拆的進程。這次行動表面上來得很突然，而且人數也不多，可是被他們看似「激進」的行動所映照出來的，其實是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的被動和無力感。針對被動的大多數，政府向來也能以混淆視聽或避重就輕的手段，以不全面、欠徹底和沒誠信的諮詢，製造米已成炊的局面，然後以所謂無可改變的現實，來逼使沉默的大多數無奈地接受「破舊立新」的城市發展方案。再遇到反對的聲音時，就提出一些仿製古蹟的「保留建議」，還擺出一副從善如流的樣子。而被動的大多數也會被這種邏輯蒙騙，又或者只能聳聳肩膊，吐出一句「係咁架啦」的慨嘆。政府就是看準了群眾的沉默和被動，而張揚著「不出聲就即是贊成」的歪理。
從根本改變城市發展策略
捍衛天星的年輕行動者，突然強而有力地打亂了政府的如意算盤，也同時打動了好一些沉默者，當然也惹來了好些務實主義者（或識時務者）的反感。對於那些被打動的人來說，他們突然醒覺到，事情根本就從來不是不得不如此，而把天星碼頭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本來是絕對可以實現的事情。務實主義者卻會說，到了現在這個階段，要改變已經太遲了。可是，正如一名示威者所說，他們爭取的並不只是保留舊物，而是從根本上去改變整個城市發展政策。所以，行動的意義並不在懷緬過去，而更加是展望將來。天星碼頭對香港人的意義，不是所謂集體歷史記憶，或等而下之的懷舊心態所足以解釋的。也即是說，那不是「過去式」的東西。在官方的語言裏，「過去式」的運用行之有效。說什麼什麼舊物「完成了歷史任務」，一方面好像給予正面的評價和尊重，但也意味著可以理直氣壯地加以清除。而歷史記憶因其為記憶，也似乎只要銘存於心，或者以仿製的替代物供人憑弔，就可以「拋開過去的包袱」，歷史於是變成了發展的障礙。可是，歷史作為賦予一個群族存在意義的故事，並不是寫在書上的文字，它是由活生生的主觀記憶和客觀實物交織而成的。
關於人和物的關係，以及行動的意義，可以借鑑二十世紀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的看法。阿蘭特在她的大作The HumanCondition中提出，人類的生存可分為3 個層面。最底層是生物性的存活，也即是人類作為勞動者（animallaborans）的面向。更高者為人類作為製造者、建造者（homo faber）的層面。通過製造（fabricate/make/build）物件（work/use object），人創建持久的、不易朽壞的世界，也即是人類共同的安身之所。最高的層面分為「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和「默觀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後者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而前者則構成了「公共空間」（the publicrealm），也即是政治的空間。阿蘭特感到擔憂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製造者的角色已經被勞動者取代，持久的製造物被即棄的消費品淘汰，人類逐漸失去了他賴以安居和互動的世界。在現代經濟理論和實踐的主導下，勞動從生物層面上的存活，躍升為現代社會的總體行為模式，也即是生產和消費的循環，這導致生活的異化和疏離，存在的孤獨感和無意義。在這樣的條件下，行動的空間也大為萎縮，但行動的可能性卻變得彌足珍貴。行動的特徵是短暫的、易逝的，不留下持久的事物，而且結果充滿變數，難以預測。但阿蘭特認為，行動同時標示著人的創始能力。行動意味著新的開始和開展，因此行動和誕生（nativity）連在一起。也即是說，沒有行動就如同死亡。這就是阿蘭特看重行動和政治空間重建的原因。
歷史建築集體「家園」
在我們當前的事態中，我們看到了行動和製造物的深刻關係。天星碼頭作為一座歷史建築，本身是一個「物件」，而物件亦同時建構空間，人的生存環境，或阿蘭特所說的「世界」。人自身生活的居所，也是一種物件，傳統地我們把這理解為「家園」。「家園」具有持久性、安穩和護蔭的作用。在我們的勞動者社會裏，根據大量和高速的生產和消費模式， 「家園」不再存在，而轉化為「物業」或「樓盤」。「樓盤」是沒有內在意義而只有金錢價值的東西， 又因其可交換性，而不再是一個讓人安身的「物件」。近年因為舊區重建（以利東街為例）而引發的抗爭，以及居民「流離失所」的痛苦，就是源自這樣的轉移。在最「貼身」的私人生活居所之外，人的生存意義也建基於公共的場所。當一個公共場所在時間的流程中建構了社群的體驗和記憶，我們稱它為「歷史建築」。「歷史建築」不應機械化地由年份的長短來界定，而應顧及它對生活其中的社群的意義。換句話說，它是賦予一個社群整體生存意義的「製作物」，在空間的維度上提供共同性，在時間的維度上提供連續性。個人的「家園」和群體的「場所」，皆以持久的「製作物」的形態建構了人類生活其中的「世界」，或者廣義的「家園」。兩者意義的相連，讓人很自然地把保衛天星碼頭和舊區重建的問題相提並論，也是真正具意義的「香港是我家」的一體兩面。遺憾的是，香港現在的政商共同體正合力在公共和私人的層面剷除僅餘的「家園感」，消滅人們持續和共同的生存意義，代之以只具交換價值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在我們自許為高度發展的大都會文明裏，人們其實回復到螻蟻般的生物生存狀態去，不斷作無意義的生產和消費。這就是阿蘭特所說的現代勞動者社會。孤獨感、疏離感和無力感，只能靠不斷的勞動麻醉和官能滿足來紓緩。
行動維護「物的世界」
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們失去行動的觸覺和能力，這就是我們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原因。天星碼頭是構成我們的「世界」（空間）和我們的「歷史」（時間）的建築物，也即是維繫著我們的共同生存意義的其中一個樞紐。這些樞紐正一個又一個地被瓦解、拔除，取而代之的是不能構成「世界」和「歷史」的價值交換品，也即是樓盤、商品、功能、型號等等沒有內在意義的東西。我們的歸屬感和共同感，將會無可逆轉地分崩離析。我看不見這樣的發展有任何前景可言。這次憑著一群青年的行動，我們重新感到力量，誠如阿蘭特所言，如果行動代表著新生命的開展，縱使結果無法預期，也總比沉默地等待可預期的死亡好。而以「行動」來維護「物的世界」，也為行動奠下了堅實的基礎。政治空間就是我們渴求恆久安居其中的世界，利東街如是，天星碼頭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