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葉蔭聰
2006-06-26
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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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與教育———由陳坤耀與李國章的爭論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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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新自由主義簡史》的哈維(DavidHarvey)指出，所謂全球化市場，不是政府放手不管便出現，其實是由發達國家的政府大力打造出來的，港府作為世貿始創成員國之一，作為一個發達地區，它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所謂「全球化」或世貿規條，雖然在教育服務開放方面不算走得很前，但也落力兼主動在國際及本地打造市場及制度，建立企業主導的自由貿易新秩序。
據說，有國家根據世貿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要求香港政府開放教育服務市場，特別是專上教育，詳情未定，或許，我們可以從最近陳坤耀與李國章有關副學士的爭議，猜想一下這個還沒有到來的「未來」。
要看專上教育市場，不能看香港的大學，因為港府雖然自稱支持自由市場，但大學教育是百分百「公營」的，大學營運資金絕大部分來自大學撥款委員會，暫時所有自稱「大學」的學校，皆受大學撥款委員會資助及評核監督，撥款方式還大致根據指定學額人數計算，真的像國營企業，要根據指標生產；同時，我們又沒有私立大學法，在8間院校以外的任何學校要自稱「大學」，皆屬違法，爭取了幾十年的樹仁學院，要到今年底才能有可能合法稱為「私立大學」。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才能明白為何「副學士」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董建華年代，政府說要把大專教育擴張，由原來適齡人口的30%增至60%，其實現已達標，因為近幾年我們大力發展「副學士」，之所以迅速達標，是由於政府對副學士的資助遠少於學士，1.7萬個副學士學位，有萬多個是自負盈虧的，這亦成為不少院校的重要收入；而且，我們的「副學士」很有香港特色，因為就讀的學生是無法考進大學的學生，他們的家長又願意付較學士課程昂貴的費用，不少學生更期望由此再擠進大學門檻；結果，香港便產生了非常蓬勃的副學士教育「市場」。
這個「市場」有多自由，留待經濟學家去分析，不過，作為經濟學家兼大學校長的陳坤耀，卻狠批這個政策，為此還與李國章局長爭論起來；不過，雙方其實也沒有注意到，這場爭論的背景，其實就是世貿的「服務貿易總協定」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議程。
「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規定全世界國家要搞港式「副學士」，卻有協議要求成員國逐漸讓教育服務市場開放；在世貿還未成立時，英國與澳洲等國家，已把教育發展成產業，甚至是跨國產業。要明白不用看什麼數據，只要看這兩個國家每年辦的教育展的規模便知道，只要你有錢付學費，你會感受到這兩個國家的專上教育市場是何等開放自由，而教育亦早成為這兩個國家重要的外匯來源。事實上，這兩個國家的大學亦早已悄悄登陸香港，提供副學士及銜接(top-up)學士課程。
我不知道，在「服務貿易總協定」下，港府會否進一步減少大學資助，但我們可以想像，香港的教育市場化會沿這幾年定下來的制度變化，事實上，研究國家政權與全球化的學者BobJessop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議程在不同國家的實踐不一樣，而政府(特別是發達地區政府)一般不會一下子完全脫離經濟或公營部門，而是重新再扣連(re-articulate)之間的關係，並循固有的發展路徑改變(path-dependent)；過去幾十年，香港政府視專上教育為管治吸納的對象，當年3間私立專上院校成為後來的中文大學，浸會學院亦朝這個方向，而且直至90年代還陸續建立資助大學，今天的政府大概要朝新自由主義的方向走，但大概不會一夜之間把所有大學變成私大大學，比較有可能的是，朝現在已經成形的副學士市場。
這的確是一盤大生意，每年幾千至1萬副學士畢業，而政府額外撥給副學士銜接的資助學士學位不到2000個，本港現約有2500個自資學士學位，還有超過一半學生找不到銜接學士課程，再加上香港也可吸引國內學生來讀大學，這顯然是一個不錯的市場。
陳坤耀與李國章的爭辯誰是誰非，不是我要討論的，不過，我咀嚼了李局長的回應後，我有一點是同意他的，香港的教育政策的確並不「短視」，從2000年起政府搞副學士，大增接受專上教育的人數，擴大港人對專上教育的需求，跟現在開始面臨的世貿新自由主義議程，以及正湧來香港的外國大專教育企業集團，不知道是不謀而合，還是暗暗共謀，卻漸漸打造出一個市場，一種長遠的新制度，迎接教育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來臨，正如李國章說，2000年的改革，要到2016年才徹底完成。
在香港專上教育發展史中，副學士課程發展的意義，是從一個政府全費資助的大學教育體制中，開闢了一個新制度，一個新市場，讓教育服務市場化及全球化可以慢慢植根。撰寫《新自由主義簡史》的哈維(DavidHarvey)指出，所謂全球化市場，不是政府放手不管便出現，其實是由發達國家的政府大力打造出來的，港府作為世貿始創成員國之一，作為一個發達地區，它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所謂「全球化」或世貿規條，雖然在教育服務開放方面不算走得很前，但也落力兼主動在國際及本地打造市場及制度，建立企業主導的自由貿易新秩序。
有人打造了潛力十足的教育服務市場，但教育服務市場化及全球化的結果是什麼呢？我們大概可從副學士學生的景得到一點啟示。
副學士學生經常說自己是二等公民，雖在同一間學校就讀，待遇卻差一截，他們繳的學費一般較學士貴，校方的說法聽起來言之成理，因為學士課程不能跨界資助(cross-subsidize)副學士課程，不要說教師，就是教室、圖書館、電腦室也要獨立計算在費用裏，而且，自負盈虧課程學生，只能借「免入息審查高息貸款」，即俗稱所謂「Non-mean」，畢業後便要負擔沉重的債務；而且，學生念完兩年後即使能銜接上學士課程，大部分也要再多讀兩年，結果，副學士學生的開支便百上加斤。
以往有人認為，香港專上教育會為基層家庭帶來向上的社會流動，我手頭上沒有相關統計數據，不敢說是一廂情願，但往後的日子，這種說法是否癡人說夢，實在值得大家懷疑；不過，我想有一點是頗為明顯的，隨政府繼續擴大學額，大學生群體愈來愈大，大學生內部的階級差異一定會擴大，你會找到極少數月入兩三萬的應屆畢業生，但持續幾年拿幾千元月薪的債仔大學生，觸目皆是。
未來的結果是什麼？得到更好的教育服務？陳坤耀與李國章似乎沒有達成共識，不管是學生或家長，老師或納稅人，大家也可以憑經驗來評論一下，事實上，所謂教育服務市場化及全球化，關心的人不只是學者，子女留學英國及澳洲的家長，從不斷增加的學費中，大概也感受到這兩個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味道，至於沒錢消費外國高昂教育服務的香港學生及家長，現在也可以嘗到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