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十分看重友情。只要坦誠相對，我對朋友是來者不拒。我有很多政見不同的朋友，大家熟悉的名字包括：廖長城、鄭慕智、馮華健及胡漢清。很多人問我，大家政見不同，怎麼可以談得來？每次我都回應：就是因為大家看法不同，他們的批評和意見，可使我反省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政見不同的朋友，雖然未必可以推心置腹，但有時比起自己最親密的戰友更能充實自己。
幾個政見不同的朋友中，廖長城和鄭慕智是交情最深，但近年來往頻密的，反而是胡漢清。最近就釋法事件，和胡漢清見面更是多了很多。不知什麼原故，他老是喜歡在公眾場合提及我，研討會他要我在場，電台討論也希望我一併出席，甚至周刊訪問，他也要「拖我落水」。本來就法治及政制問題作公開討論是健康的，我亦不介意別人公開批評我；但若利用我向其他關注組成員作人身攻擊，就難以接受。將朋友當作政治工具，並非建立互信的基礎。
不知道胡漢清近日對我特別「寵愛」，是否一如坊間傳聞是因為他對律政司長職位感到興趣。對此傳聞他已一再否認，但若梁司長真的退位讓賢，現今政治氣候下，繼任人選不離廖長城、馮華健或胡漢清。他們每一位都可能有能力當此職位，但能否真正做到尊重法治，一改梁司長回歸以來漠視法治原則之作風，則不得而知。
律政司長是特區政治架構中一個重要職位，在法治不斷受威脅的今天，當此職位的人選就更形重要。記得在殖民地時代，律政司是大律師行業之首。雖然這個慣例在回歸前已廢除，但記憶所及，除了梁司長外，過去律政司一職都是由大律師出任。大律師對法治問題特別敏感，胡漢清近日不斷攻擊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說什麼「他們以為自己說的就是法治，別人不同意就是違反法治」，說什麼「既然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有法可依，理所當然是符合法治」。但明白法治原則的人都知道，以「有法可依」作為政治工具，正是人治社會中最可怕的行為。我們所談的法治，是過去積累數十年國際公認的法治原則，是普通法制及大陸法制下，著名法學大師如戴西(A.V.Dicey)、拉茲(J.Raz)、海耶克(F.A.Hayek)、施密特(C.Schmitt)及菲特列(C.J.Fredrich)等倡議之法治原則，並非僅是「有法可依」這麼簡單。這些原則的背後都有着深厚的哲學及法學理論支持，是無分法制、放諸四海皆準之公認原則；是所有談法治的人都應該認識的。
在這個法治岌岌可危的年代，要到何時我們才可找到一位對法治有真正認識和有承擔的律政司長？
湯家驊
明報 2005-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