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篇文章旨在探討香港的聾人歷史，透過以下幾個不同的話語，我們可以試劃出一個大概的聾人歷程，並看看這些話語如何影響香港聾人的生活。我們強調，這些是「話語」，而不是一個絕對客觀的史實，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套客觀的歷史叙述，我們看歷史時，得清楚辨明，這套歷史所採用的觀點是從何而來的，寫歷史的人又是誰，這個人是受什麼環境、背景所影響。我們常常說，歷史是由打勝仗的人所寫的，而輸了的一方的歷史，往往被忽略、甚至故意磨滅。歷史上有關聾人的史料從來就少之有少，就算有，大部分都不是聾人自己所寫的，健聽人跟據自己的想像和自己所關心的議題，代而寫之。Ladd (2003)就創作了pedagogical conditional這個新詞，來批判一直以來健聽人所寫的聾人歷史。他說，大部分有關聾人的歷史資料都是跟教育有關的，好像聾人生下來的目的就是要被教育成主流社會接受的人一樣，在這個話語下，聾人多被描繪為「弱能」、「情緒失控」、「難以溝通」、「沒有語言」(Lane 1993)。聾人除了接受教育外，當然也有自己的社群、藝術、思考和各種各樣值得我們探究的生活狀態，可是這一切的歷史記錄都很少。在西方，Lane (1984)、Fischer & Lane (1993) 、Mirzoeff (1995) 等學者曾嘗試顛覆這個傳統，書寫聾人生活正面的一面
在本文的開首，我們將討論「話語」這個基本的概念，繼而討論這篇文章的定位，然後我們將直接進入香港聾人史料，以政府、教育、學術、醫學、聾人話語幾個層面，討論香港聾人從1935年到現時的生活狀態。
話語分析
「話語分析」是由法國哲學家傳柯所提倡的。以Ashcroft et al (1998) 所解釋，話語是一套套的知識體系，用來解釋世界各種現象的工具。這個世界的知識並不是客觀絕對的，而是由有權力的人建構出來的。每一套知識的「範疇」都自有看不見規則，什麼可以談、什麼不應該談，並有自成一套自圓其說的「真理」。
話語分析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可以解構這一套套的知識是如何生起的，而人的行為和思考又如何受到這些話語所影響。從一個極度男權的話語裏，女人的用處是生孩子及做家務，維持家庭的基本運作，沒有社會地位可言。這個話語一直到了近代才為女性主義者所挑戰。而對Said(1978)來說，整個東方世界的知識都是由西方的殖民者建構出來的。正如Jane (2009)提出，Said認為西方世界加諸東方的種種想像，建構成一個龐大的話語系統，使殖民過程進行得更順暢。
如果我們不去審視這些話語的運作，以為身邊流傳的種種知識都是「真實的」、「理所當然」的話，那麼小數族群的命運便會很灰暗。因為有權力的人為了統治人民，其中一個手段便是打壓來自少數族群的聲音，也就是他們的「話語」。Jane (2009)嘗言，知識從來都是政治性的，我們可以利用知識來加速社會的邊緣化，打壓「他者」。話語分析其中一個重點，是去探討在一個話語系統中，哪一些人會被視為「異類」、「不入流」。如果這個話語變得強壯起來，這些「異類」便無可避免地被拼除於社會之外。古今中外，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戀、傷殘人士、精神病患者、農民及新移民人士，他們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話語，但規模太小，不足以跟強大的主流社會抗衡。以至他們所關心的議題往往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處理。
霸權
統治階級一旦獲得權力，便會不斷鞏固其話語系統，而最重要的，是他們要設法說服被統治的人，讓他們以為統治階級的利益便是整個社會的利益 (Ashcroft et al, 1998)。要達至這一個目的，暴力並不是唯一的方法，透過學校教育、傳媒、警察等的「國家機器」(Althusser, 1971)，統治階級的話語便漸漸滲進人的思想中。慢慢地，被統治的人民便會開始「接受」、「認同」這些價值，對來自主流話語的訊息，會感到「理所當然」，而統治階層便會向大眾宣佈，社會已有「共識」，
可以大大施展他們想實行的措施。這個有關「霸權」的概念，我們在殖民主義的論述裏都耳熟能詳了。
本文的定位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這篇文章亦無可避免地成為「話語」的一部分，但我們相信這個話語在香港是屬於少數的、弱勢的。如果我們要抗衡來自健聽世界的重重打壓，這篇文章便有其存在的必要。如果我們要書寫香港聾人的歷史，要特別小心，不應再重犯上述的錯誤。可是這篇文章不得不面對兩個重要的限制：(一) 香港可說從來沒有由聾人自己記錄的歷史資料，我們在教育、政府、傳媒和學術幾個話語中找到的史料都是由健聽人所寫的，觀點自有其偏頗之處。年代愈久遠，我們便愈找不到有關聾人生活的具體資料，只能從政府及聾校的官方文件中找尋蛛絲馬跡。在這篇文章，我們試圖站在聾人的一方，看看香港聾人一直以來的生活如何受到健聽醫學、政府、學術和教育話語的控制，我們也將尋找有限的資料，說明聾人一直以來都有嘗試發出自己的聲音。
(二) 這篇文章本身也是由健聽人所寫的，作者從二十歲開始接觸手語及聾人社群，在香港一所大學從事手語及聾人研究五年，工餘常參與聾人爭權運動。這一切背景，有助作者了解聾人社群所受到的壓迫，但也同時因此而有所限制，雖然作者有嘗試在不同的層面了解聾人的社群生活，可是在許多方面，尤其是聾人組織和藝術方面的話語涉獵仍然不深，未能在這方面提供詳細的資料。這篇文章，無可奈何一定帶有強烈的偏頗，這些我們閱讀這篇文章時必須留意的地方。
行政話語
正如Ladd(2003)提出，聾人的景況可用四個不同的歷史里程來概括，第一和第二個階段，是中古世紀時聾人與主流社會的交往，以至17世紀時開始有人以宗教理念為由，開設聾人的收容所和學校。而第三階段開始與本文所集中討論的香港概況有關：統治階級開始中央集權，把聾人以至其他與其價值不相符的人列為「需要幫助」的「弱勢社群」。透過教育，一班「專業人士」冒起，受政府的資助和默許，擔起「處理」這些社群的任務。這些人包括社工、聽覺學家、醫生、教師和大學研究員。Ladd(2003)說，如在一個民主社會，這個過程應該清楚地呈現在一般人的眼中，並要受到人民的監控。可是實際上，一般人寧願把這個重任完全交託予政府手中，等於對政府採取的措施投出支持的一票。
政府作為行政機關，面對各式各樣在運作的話語，亦應擔起平衡的角色，選擇採用哪一個話語作為其行政綱領。我們也可以透過其撥款的方向，一窺其施政的理念。
香港政府早期，將聾人教育納入「福利」的範疇，聾人教育於1960年代前仍是社會福利署豁下的責任 (Sze et at 2010)。翻查政府文獻，當時並沒有一套官方的說法，究竟政府支持哪一套的聾人教育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社會普遍進入一段平穩發展的年代，1950至1960年間，大量嬰兒出生，政府得設法應變，提供足夠的學額予當中的聾童。據Sze et al (2010) 的研究所指，政府曾考慮把土地批給當時的一所使用手語的聾校，以擴建校舍，但最後土地卻批了予另一所口語學校，原因不明。可是這並不足以證明政府支持口語理念，事實上，社會福利署於60至70年代期間，大量建立以手語教學為主的「聾童會」(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1987)，政府將此政策歸類為「福利」，是因為當時手語聾校是私立的，學費不是一般基層家庭可以承擔，這些聾童會旨在吸納這一批適齡入學卻無法負擔私校學費的聾童，在聾童會成立之初，政府主動聘請從手語聾校的健聽老師任教。故此，香港聾人教育於1960至70年代的發展，仍是十分「開放」，起碼當時口語及手語聾校同時存在，兩套理念的學校均得到撥款支持。
雖然我們並沒有資料顯示當時的政府了解聾人的文化價值，可是種種史料顯示，香港政府對手語採取相當正面的態度。1972年，社會福利署編了一本記載了二千多個手語字的書，名為「聾人手語」，據當時負責編印此書的健聽員工指，社署做這本書的原意是使「手語集於一本書中，使手語詞彙能更加統一」。另外，社署看到「許多聾童家長想學手語，當時香港尚未正式有手語班，而華僑聾啞學校將要結束，所以該署覺得編印一本手語書是有所需要的。」(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1987)。1978年，由於聾會大力爭取，政府設立了「傷殘津貼」，聾人亦是其中之一，可是正正因為這項措施，政府於那段時期大量開辦手語班讓社會福利署的員工(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1987)，以便他們處理日益增多的聾人申請者。為了推行這一連串的工作，社署聘請了從華僑聾啞學校的老師，當中包括了任教手語和編製手語，故此，在該段時期，政府內是有員工能以手語跟聾人溝通的，可是直至現時，這個正面的景況已不復再見，我們亦沒有相關的資料顯示為何手語在政府的角色日漸退去。
1960年代中期，香港聾人教育由社會福利署，移交教育署負責 (Sze et al, 2010)。教育署成立了特殊教育組，接管聾童的教育事務，1962年，教育署聘請了一位聽覺學家，以專家的身份提供聾童教育發展的意見，兩個月後，這位聽覺學家提交了一份報告，提議以下各項：(一) 設立聾童學前教育；(二) 社會福利署應聯同醫生、聽覺學家、社工，為聾童提供綜合的言語治療服務；(三) 設立助聽器中心；(四) 為聾人設立職業訓練所。報告亦提出要透過早期識別和言語訓練，「減少入讀特殊學校的聾童數目」(Frisina, 1963)。這份舉足輕重的報告，使香港政府正式採取聾童口語和融合教育 (Sze et al 2010)，其中的措施，包括在教育署豁下成立聽覺服務組，和撥款開辦了兩所口語聾校。這兩所口語聾校錄取了許多聾生，而本來以手語教學的聾校漸漸因收生不足而須關閉，社署豁下的聾童會亦於1970年代逐一關閉。到了1976年，香港只剩下4 所聾校，全部使用口語教學的理念 (其中一所採用一點暗示性發音及手口語)。
我們現在急須解答的問題是，1962年，為何教育署邀請聽覺學家來港視察？而在報告上，該專家指出此行的目的是「提供有關助聽器、手勢輔助口語及言語發展」的專業意見，似乎在那個時候，教育署已有明確的態度，希望探取口語方針，而這個立場顯然與我們剛提到的社署是不同的。可見我們仍須尋找資料，了解當時是什麼話語影響了教育署的決定。
醫學話語
香港的西醫發展得很早，1887年，倫敦傳道會在香港政府的支持成立了香港西醫學堂，培訓本地的醫科人才。故此，香港本土的西醫概念是由英國以殖民的形式傳入的，一直發展至今，入讀西醫的學生很多都來自上流社會，今天，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有百分之二十的父或母同樣是醫療人員，而百分之六十的父母都有專上學歷 (Lung, 2011)，可見醫學的話語跟階級有很大的關係，正如Ladd (2003)所提，富有的上流階級創造了一套新的話語，他們的存在使「公益」、「慈善」工作日益盛行，要維持這套運作，這個社會便要製造一群「有需要幫助」的人士，聾人因而被建構成「要被治療、救助」的一群。
我們對西醫奉若神明，很多有關西醫的概念已根深蒂固地植入我們的思想裏，例如一個健全的身體，比有「殘缺」的身體為佳，固此我們得設法為有聽覺「缺失」的人提供一切的「治療」，以助他們重拾聽覺。其中一些非常顯著的例子，包括醫學院設立言語治療科，並為每位新生嬰兒進行「早期識別」，如發現聽覺障礙，便必須進行「早期治療」。1994年，香港進行了第一宗聾童人工耳蝸植入手術，而人工耳蝸一直配合融合教育，把聾童送到主流學校讀書，許多聾童因而與聾人社群失去聯繫。聽障組織與醫學院合作，開設「人工耳蝸中心」，政府亦開始為聾童排期，免費施行一邊耳朵的人工耳蝸手術。這個話語很快進占主流社會，聽障人士需要「復康」和「融入社會」成了主流的論點。
有趣的是，在香港，中醫的話語雖然不及西醫壯大，但是中醫講求低成本，高效益，少副作用，「民間中醫」和慈善團體一直在基層社區為市民提供服務，在老一輩及基層的香港市民中扮演重要的一環。香港政府一直沒有規管中醫的法例，到了1999年，才正式訂立《中醫藥條例》，規管中醫藥的標準，故此香港是以西方醫學為主流，中醫則為香港人提供另類的基層醫療服務 (香港中醫註冊學會，2008)。很多香港的聾人都有這樣的童年記憶：小時候被父母親戚帶往中醫處針灸，希望能藉此恢復聽覺。網上亦流傳一段影片 ，講述毛澤東時代，解放軍聲稱「找到治愈聾啞的穴位」，到了遼寧一所聾校，為校內的聾生施行針炙。那些孩子頭腦插滿幼針的畫面，或許是中國社會聾人難以忘懷的一段歷史。
宗教及教育話語
香港於1841至1997年間是英國的殖民地，一直以「中西文化相融點」自居。我們翻查香港聾人教育的歷史，便能找到很多從外地傳入的痕跡。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口語教育與宗教的關係。1933年，兩位香港人前往山東的「煙台啟喑學校」，研習口語教學方法。這所山東聾校，據說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聾人學校 (郭大松、曹立前，1994)，於1887年由美國布法羅評議會 (The Presbytery of Buffalo)的牧師梅理士夫婦所創辦。而兩人回港後，在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部的三位傳教士支持下，成立了香港第一所聾校「真鐸啟喑學校」，學校沿用山東美國傳教士所傳授的口語教學法，可是因為「中國南方的方言中有很多發音，僅僅靠唇讀聾人根本無法理解…教學過程中尤許南方教師可以不使用貝爾可視語言和賴恩手勢」(香港聾人協進會，2011)。1960年，該校派遺一名健聽教師前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就讀聾童教師培訓班，這位教師後來成為學校的第二任校長，繼續貫徹口語教學。故此，我們可概括地說，香港的聾人教育是始於英國和美國人所傳授的口語教育的。
跟據真鐸啟喑學校的校刊記載，該校的教師曾往廣州和新加坡開設聾校，而馬來西亞檳城的首間聾校，是英聯邦聾童教育協會主席根據該校的藍圖而興建的，故此，該校是「南中國及東南亞聾童教育發源地之一」，故此，我們也可以說，香港亦曾經「輸出口語教學」至亞洲等地。(真鐸啟喑學校，1995)。
1968年，基督教路德會在香港創辦了另一所聾校，這所學校曾沿用美國聾童教育家歌納博士創作的暗示性發音及口語，而據該校指出，手語只適用於有特殊情況引致學習困難的學生 (路德會啟聾學校，1991)。時至今天，校內是使用手語輔助口語作為教學語言的。而於1973年，嘉諾撒仁愛會開辦了一所口語為主的學校，附設有宿舍。1981年，宣道會創建了一所以口語訓練為方針的幼稚園，為聾童提供口語和聽覺訓練，從這所幼稚園畢業的學生大多進入主流學校就讀。
由於曾經歷殖民地時代，香港主要的宗教一直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可是其他本土的宗教如佛教和道教等的活動也相當活躍。為何基督教和天主教會脫群而出，為聾人教育帶來那樣深遠的影響呢？著名的1880米蘭會議中，有139位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的神父和牧師，他們在會上說的話，或許可以使我們了解一點宗教與聾童教育的關係：
「…意大利的聾啞人都是用口語的，我們都是基督的孩子，基督是我們的傍樣，基督一定能使聾啞人開口說話…」
(Lane, 1984：393頁)
「神給人類有靈魂的身體，也讓人有能力思考、理解、表達自己，而這一切，口語是唯一的橋樑，彰顯了神的榮光…」
(Lane, 1984：393頁)
基督教也有「教贖」的傳統，Ladd(2003)亦提到pedagogical conditional的問題，他指出，只要把聾人建構為「要被拯救」的一群，健聽專家與聾童之間的主屬關係便可以讓任何人來借用。
至於使用手語的聾校，是香港少數以聾人為中心的話語之一。可惜的是，我們暫時沒找到任何可靠的文獻，描述當時校內的具體情況，以及聾人在當中的角色。我們現時只知道一些簡單的資料：香港曾有四所使用手語的聾校，共中有兩所是由聾人開辦的。「華僑聾啞學校」於1948年創立，是香港第二所聾校，創立此校的聾人來自上海，在校內使用的是上海手語，故此Woodward (1993) 的研究發現上海與香港手語有66至68%相似。此校於1976年關閉，這廿八年的光蔭，究竟聾生在校內的生活是怎樣？開辦此校的聾人的理念又是什麼？我們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夠知道。
學術話語
由上文的叙述，我們可以看到，宗教、教育、行政和醫學幾個話語互相影響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霸權，透過媒體和一些健聽主導的聾人組織，滲入主流社會，聾人自己的聲音可說是完全消失，學術話語是新近出現的，我們也應該來探討一下它對聾人社群的影響。
從1990年代末開始，香港開始出現手語語言學的研究，2003年，一所研究手語和聾人教育的中心成立，聘請大量的本地年輕聾人作研究對象、研究員及聾人教師。過去十年間，聾人社群逐漸出現一批對手語的語言特性有認識、並願意擔起承傳聾人文化的年輕聾人，他們本來出身於口語教育，但是因為在大學的工作環境沉浸、教手語、參與手語研究，他們可說是Ladd (2003) 所提的聾人基層專業人士 (Deaf subaltern professional)，同樣，這批聾人在工作間訓練了一群懂手語的健聽伙伴。但由於香港仍沒有專上的手語翻譯課程，亦嚴重缺乏手語翻譯人才，聾人能夠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仍是很少。故此，他們既進入了大學的「學術話語」，因而有機會涉獵在外間難以學習的聾人知識，但同時他們沒有足夠的學歷，不能夠主導屬於自己的手語和聾人研究，現時香港的手語語言學及聾人研究都是由健聽人帶領的，聾人身在這個龐大的學術話語中，要找到自身賦權的出口，可謂十分困難。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批聾人畢竟是屬於少數的，整個聾人社群現正迫切需要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話語，希望Ladd(2003)所提到的聾人再次冒起(Deaf resurgence)能早日出現。
結語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探討了香港在教育/宗教、行政、醫學和學術的話語如何影響聾人的生活，正如文章開首所提，香港聾人有自己的組織和藝術成就，可是因種種限制而沒能在本文討論。上述有關「話語」的討論，從來沒有人嘗試套用在香港聾人社群之上，故這篇文章旨在把各個「話語」的權力運作呈現出來，那麼起碼我們可以有一個簡單的脈絡，知道香港聾人的生活是如何受到這些話語所操控。另外，對於本文沒能針對的問題，最少我們可以做的，是好像本文一樣，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希望引起有志之士的興趣，對我們提出的各個問題繼續探究下去，展開更詳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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