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多維新聞
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行有關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圓桌會議，就公共知識份子在改革中的作用和處境問題展開討論。與會專家學者認為，現在公共知識份子自由發表言論的空間表面上似乎有所擴大，但當局對他們的整肅和壓制並沒有放鬆。
*一些公共知識份子勇於發表見解*
與會學者認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劉曉波和余杰等網路作家，何清漣、陳桂棣和春桃等新聞從業人員，陳放等自由作家，丁子霖、高耀潔等活動人士，以及張思之和浦志強等律師。他們有的成為自由撰稿人，有的通過網路、私人機構約稿和接受海外媒體採訪等方式發表他們對時政的看法和見解。
*林培瑞：許多知識份子受政府招安*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林培瑞說，過去15年來，“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雖然仍大有人在，但是總體來說，他們在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方面遠不如15年前。
他說：“我認為，過去15年來，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公開發表見解的意願在下降。我很遺憾地說，這種下降幅度很大，其中部份原因是共產黨成功地用高薪、優越的住房、更高的學術、政治和社會地位等招安這些知識份子。現在的作家出版自由度加大，只要你不跨越政府的底線，寫什麼文章，政府都不管。”
*胡平：壓制公共知識份子有增無減*
人們一度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掌中國黨政軍大權之後可能會給中國的知識份子帶來開放的新階段。然而，最近幾個月以來，當局恫嚇並騷擾公共知識份子的情況似乎有增無減。
中國官方報紙去年11月連續發表社論，批評公共知識份子這個提法，隨後，相當一批有名望的知識份子被監禁、貶職或者列入禁止發行文章的黑名單。
設在美國紐約的政論性雜誌《北京之春》的總編胡平在談到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處境時說，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上臺以來，從表面上看，當局控制言論的尺度似乎比以前寬多了，甚至和80年代相比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活躍的知識份子在互聯網上，甚至在官方媒體上，對公共問題的討論也很開放，很多異議人士放言無忌，卻安然無事。
不過，胡平說：“不久前，胡錦濤發起對知識界新的一輪整肅，這就證明胡錦濤跟他的前任江澤民沒有什麼兩樣。因為中共領導人非常清楚，他們的統治完全是建立在民眾的恐懼之上，所以他們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維持民眾的恐懼。”
*胡平：處置公共知識份子無固定標準*
北京之春》總編胡平說，中共當局在處置言論問題時，並沒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他說，決不能單憑某些著名的異議人士沒有被抓，就得出中國的言論自由尺度已經相當寬鬆的結論。
胡平認為，中共對民眾的暴力統治導致民眾在政治上的消極冷漠、以及普遍的犬儒主義。在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的作用、思想言論的作用都比以前要小得多。
胡平說，現在中共當局越來越變得不在乎民眾的批評，採取一種“你罵你的，我幹我的”態度。胡平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民間異議活動的空間雖然可以頑強地存在，但卻很難進一步發展壯大。
*戈德曼：未涉及政治言論自由放寬*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戈德曼教授並不完全認同中國對公共知識份子的整肅比過去更加嚴厲的看法。她說：“壓制越來越不那麼嚴厲，而且他們有辦法繞過壓制。中國的言論更自由了，至少在私下議論或者在學術討論中。但是在結社方面的自由程度決不比過去好。當局鎮壓的是政治團體。但總的說來，人們能暢所欲言。”
*林培瑞：公共知識份子推動政改作用有限*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說，雖然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在推動中國政治改革、民主進程，法制建設以及言論自由方面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他並不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出現，將來自公共知識份子的力量和影響。
他說：“我不能肯定力量將來自知識份子，我現在不象15年前那麼樂觀。我認為，力量可能來自教育程度不是那麼高的階層。我認為，我們低估了經歷了文革後的中國普通老百姓思維的改變。毛徹底改變了那個時代民眾對他們自身權利以及反抗能力的看法。”
林培瑞舉例說，中國90年代的自殺率為什麼比40年代要高出許多，原因在於40年代的人們從來沒指望過什麼尊重和權利。但是經歷了文革之後，人們的想法變了。儘管他們手中的錢多了，但如果他們再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權利，他們會想方設法捍衛他們的權益，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被迫自殺。林培瑞認為，這個階層的民眾很有可能成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生力軍。
*戈德曼：促幫助困境中公共知識份子*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戈德曼教授說，美國和海外的人權活動人士應該幫助處於發展和生存困境中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
她說：“我認為，中國人權問題改變的途徑將來自下層的壓力，來自知識份子，可能來自工人，來自小企業人士，另外還來自外界的壓力。我希望，總有一天，中國會出現一位領導人，承認中國在向某種民主邁進。”
戈德曼說，雖然現在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整體而言可能不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但是活躍在不同階層的知識份子在跟其他社會階層的融合中，在為他們出謀劃策、擔任他們的代言人方面將發揮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