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不論左中右、自由派或毛派、黨員或非黨員，都會認同道德潰敗是最大的危機之一。當然，大家對這道德危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後信仰失落，有的認為是專制與權貴資本主義糾結所產生的腐敗。是故，當年胡錦濤提出八榮八恥的時候，一些黨外的異議者亦以「知恥近乎勇」作肯定。
香港除了是一個自由港外，也是一個講道德倫理的城市，這裡說的「道德」，包括約定俗成的規矩（如排隊）、人本與關愛等核心普世價值和社會共識、辯論對與錯及道德界線的自由空間、對平等契約的尊重，以及一套議會和審議程序（包含程序公義）。一直以來香港的民間互動，以至政治角力，都在這個框架下進行。反對運動，不論激烈與否，都要「出師有名」，建基共同的價值（如民主、公義、公正）和社會分析，以合理化其抗爭形式。
然而，近月香港卻妖風橫行，先有建制陣營借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打擊公民黨，要催毁保護小市民爭取程序公義的法制，繼之是葉劉淑儀、民建聯李慧琼等「假愛港」陣營，動員恐懼與仇恨，製造本地族群矛盾以攻擊公民黨，繼而合理化「釋法」向中央獻媢，送上香港「自治權」這貢品。
在這政治利益掛帥的氛圍下，基督徒容永棋不惜以神之名力挺唐英年；民主黨亦淌進混水，把外交簽證與外傭簽證混為一談，自欺欺人。這也難怪，過去幾年，大家都看到，出賣神、原則和人格，可以變成政治資本，傳道人也免不了思想短路。
由建制發動的謠言與恐懼政治
外傭事件，我們看到的是建制陣營刻意經營的謠言與恐懼。
一九九九年，葉劉淑儀為了阻止港人在國內的子女到港，把「家庭團聚」這價值擱置起來，說會有一百六十七萬人來港，使香港「陸沉」，要求人大釋法，破損了幾千個家庭。歴史戳破了她的謊言，但善忘的港人，及「無恥者勝」的政治邏輯，使恐懼與謊言政治再一次重演。
這次外傭訴訟，本來是三名居港廿年並已在香港落地生根的外傭司法覆核案，卻被葉劉淑儀和李慧琼等說成是五十萬外傭襲港，要香港人來餵養。結果最新的調查顯示，十多萬合資格的外傭，大概只有四萬會考慮申請做永久居民。相對香港每年審批的單程證數量（超過五萬），可說不值一哂。
五十萬外傭襲港的謠言背後，是一連串扭曲的事實、理性討論與道德價值的擱置。
是人？還是政治籌碼？
首先，恐懼的製造者從來不提三個申請司法覆核案外傭具體處境，我相信任何有愛心和良知的香港人，若了解到三個人的背景，都會接受她們作為香港的一員。以下是其中一個申請人的處境（詳細判詞）：
申請人 (Vallejos Evangeline B) 自從 1986 年開始來港工作，服務了同一個僱主超過廿年，除了工作外，她在香港學習進修，參與教會活動，朋友都在香港，而僱主一家視她為家人，並打算把家族經營的商店交由她打理。她的兒女，全都自立，有的移民海外，最小的兒子也在菲律賓經營小商店。但當她申請成為永久居民時，卻因為她所持的簽證而被拒。
試想像，假如你在一個地方工作了廿幾年，視該地方為家，卻因為你所持的簽證而被剝奪你申請為合法居民的權利，你會不會去質疑這簽證制度？大律師李志喜問得好，為什麼一個拿工作簽證的普通廚師能在香港工作七年後申請永久居留權，而做同類工作的外傭又不能享有同等待遇呢？
除了刻意避開個人故事和經歷外，謠言和恐懼的製造者亦擱置了香港多年來集體經營的「人本」與「關愛」價值。為什麼我們可以把一個在本地社會服務和生活了七年的人，視為不應享有基本權利、用完即棄、可以隨時掃出香港的工具？當葉劉淑儀於城市論壇上直視那些外傭說：「對不起，香港人養不起你」時，她所看到的是人？還是政治籌碼？
在九零年底，香港只有七萬的外傭，到今天，香港一共輸入了超過廿萬外傭。而過去廿年，香港的經濟一直不穩定，甚至變差。在這個經濟結構下，低薪的外傭，使中產家庭的女性能在結婚生育後繼續工作、供樓、養育子女、照顧長者。外傭的工資十幾年來沒有增加，政府更向她們徵稅，以支持本地的再培訓計劃。從薪金與稅收的比率，外傭在香港繳交的稅款，比任何打工仔女、中產階層更高，影行者的短片講得好，《我們都是外傭的孩子》。
為什麼我們不去假設每年五萬持單程證來港、在香港畢業工作滿七年的留學生、持工作簽證來港工作滿七年的人，取得永久居民後要香港人來供養，卻要去假設每天辛勤工作希望改變家人命運的外傭，在取得簽證後要香港人來供養？這個假設難道不是種族、家務工作者的歧視？
空白的人口政策與勞動市場
自九七後，香港一直在放寛人口政策。譬如說，九七前，學生簽證與工作簽證的七年留港規定要分開計算，亦即是說，在香港讀完三／四年的大學生，若找到工作，要再連續工作七年才能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現在兩種簽證的居港年期是可以延續的，而且大學畢業後，該名留學生更有一年的額外簽證，讓他們找工作或報讀本地碩士。換言之，三年大學後，可以選擇休息一年，再工作或讀三年書，就能取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資格。
這些人口政策的改動，一直都沒有公開討論，市民根本不知道每年批出多少工作簽證，香港目前拿工作簽證留港人口有多少，他們來自何方？當我們說香港因為缺乏專材而要輸入菁英時，香港是否也缺乏廉價的住家家務勞動者？當菁英與家務勞動者對本地勞動市場均作出貢獻時，我們為什麼要以「用完即棄」的態度去對待這些人？
退十萬步去擁抱資本主義剝削的邏輯而擱置關愛與良心，難道我們要把審議和制度理性也掉棄？
這次司法覆核，是保障小市民享有程序公義的審議機制，在《基本法》、既有案例等法律框架下，討論居港超過七年的外傭是否有權申請永久居民資格的法律程序。即使入境處敗訴，有十萬外傭有資格／可以申請永久居民身份，她們仍要向入境處證明自己是「以香港作為永久居住地」。當然，目前入境處是以「宣誓」的方法去「自證」，但若社會覺得這關卡不夠，入境處大可以重新訂立一些公眾能接納，又不違反入境條例的因素去處理。
結果，葉劉淑儀、謝偉俊、民建聯李慧瓊等選擇擱置審議和制度理性，要透過製造恐慌，擱置討論，要求中央直接干預釋法。這些作為究竟是「愛港」，還是「亂港」？
把「道」與「理」也掉棄後，香港還剩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