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絕食，我總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絕食是熟悉的，作為一種抗議社會的方式，它不時出現，會令人想起甘浩望神父和八九六四不支倒地的北京大學生；但絕食同時是陌生的：為什麽一副飢餓的身驅是一種有力的抗爭語言？到底什麽是hunger strike？
絕食，對於像我這類「凡事留一線」或曰「錫身」的所謂社會行動者，要投入擁抱並不容易，也很難相信絕食是達到目標的有效手段。但「錫身」歸「錫身」，絕食仍然是香港社會行動的手邊工具，儘管綻放出十分不同的應用方式。
絕食，追求團結或堅定自己
早陣子，法院門外聲援絕食被補者的「二十四小時絕食」號召就是一例，先引朱凱迪一段：「這一個星期，看着十二位韓國和日本型男來去於尖沙嘴碼頭、深愛堂和觀塘法院之間，那十二個空空如也的肚子在我的心中愈來愈大﹝好像《一件小事》裏那個車伕﹞，像黑洞一樣將我的廢話吸去，也將一切無血無肉、隨便發出的評論吸去。那是行動的魔力。」
這次絕食行動首先面向的並非公眾或政府的，它首先是用來彰顯團結的。不少朋友絕食的出發點是希望出一分力，來「撑」那些滯留異鄉的被捕者。這次絕食行動的動力很大程度建基於人們對團結的追求。這是香港朋友對反世貿示威者的一種支援和承擔，讓自己身體力行的參與其中，甚至通過絕食鍛造自己團結的意志，即：絕食就像一把試鍊自己意志是否堅定的火焰，而真金是不會害怕紅爐火的。
誠然，絕食是堅定自己的方式，強迫自己嚴肅地對待事情的修練。正如南韓人尹一權在絕食日記中吐露：「乘搭地鐵，走上走落樓梯都覺得好辛苦，私下一面下定如今開始不能變得軟弱的決心」。只是，尹一權絕食的抗爭對象是「把數億人民推入困苦深淵的世貿」，我們的香港朋友的主要目標是「力撐」被捕者，而且是有時間性的「絕食」，這當然也是一種行動，但和「被捕者」的hunger strike到底是有些分別的，這多多少少是被南韓人的行動力量呼召出來的。
「錫身」的考慮
但，「錫身」的考慮仍陰雲不散，特別是當時針漸漸踏入絕食第二十四小時即十一號下午三時之際，另一些朋友說：「三點鐘一定要到附近餐廳飽餐一頓？」朋友搭訕：「不要吃齋，唔夠飽。」我問三點鐘不是開庭審訊嗎？回答系「醫飽肚先啦」。
我不是想批判他們，因我連絕食都冇參與，相較起來，他們付出得多。
(插曲題外話，這種感覺不太好，上一次出現是十二月四日政總清場事件。本來，白天遊行後，示威者打算通宵靜坐；直至深夜，一些人認為既然清場無可避免，遂又希望政府早點清場，讓大家可以回家安睡或上班；在清場之際，仕氣疲弱的不作堅持，示威者甚至不鼓勵堅持的朋友，認為警察都係打份工，掙扎系冇用嘅，徒勞無工且會弄傷自己。)
這種「錫身」的需要也體現在那些前來送物資支援的市民身上。
我無法理解，何以每次走到絕食現場之際，總會積存一大批市民贈與的食物。我原以為系給靜坐者而非絕食者，後來才恍然大悟：一月八日的遊行期間，市民拿了朱古力和餅乾到來，神情關懷的遞給絕食的朋友，希望他們不要餓壞，韓國人苦笑着揮揮手說「no no」，如網球般的食物因而尷尬地給塞來塞去。
也許，我們分辨聲音的能力確實有所偏差：這些空空如也的飢餓之軀發出正義怒吼的聲音十分微弱，並不及於他們肚子發出的楚楚可憐的打鼓聲。
飢餓的真諦
也許你會疑問，絕食不是以飢餓來抗爭嗎？市民感覺到被捕者的飢餓不也是成功的表現嗎？問題是，絕食者置自己於飢餓的壯態，要求的正是各人正視世貿及政治檢控的不公；將自己的生命放上枱面，是「威迫」大家和絕食者一同審視問題和改造世界。話說一次甘地為了罷工問題而絕食：
罷工前，工人和甘地一同承諾了：
1絕不使用暴力；
2絕不進行破壞；
3絕不依靠施捨；
4無論罷工多久，必須堅定不移，罷工期間，用應當用其他正當的勞動維持生活。
然而，罷工工人的紀律開始鬆弛，愈來愈有出現暴動的機會，資方又不肯退讓，罷工之前的承諾可能毁於一旦。甘地因而開始絕食。工人們前來說：「你不要絕食，我們絕食…我們鬆懈了，請你寬恕吧…」甘地回說：「你們不必絕食，只要你們遵守自己的諾言就夠了。」
我想，飢餓、自我傷害甚至死亡根本是行動者押下的賭注，是行動者的最後一著，為的是改造世界，對象既是工人又是資方，而非籲求舒適和食物。
絕食變得有力的條件，甘地的啟示
為什麽一副飢餓的身驅是一種有力的抗爭語言？我們或許能在甘地另一次的絕食行動中獲得一些啟示。話說一次甘地為了學生的墮落行為而絕食，一來希望讓人明白自己做為老師的失責痛心，二來迫使學生明白自己行為的墮落，這是一次為了自我懺悔而進行的絕食，而學生最後也受感動而改正過來。後來，他反省地說：「如果師生之間沒有愛」；「如果學生對老師並不心存敬意」；「如果學生的罪行並沒有打動老師的心弦」；那麼，他說：「絕食是有危害的。」
也許，你會察覺，最後一句有點奇怪(出自甘地自傳中譯本)，即什麽是「學生的罪行並沒有打動老師的心弦？」我的解釋是：老師是否真正從內心深處認為這是一種「無法忍受的墮落」。
換句話，若將意義延伸至我們的社會運動，那麼，絕食作為最後一步，它訴諸的是這些條件：人們之間最基本的愛；對於行動者的尊敬；最後就是你有否打從心底認為那些問題是不可妥協、無法讓渡的，例如世貿或者普選。
這就「灰」了，我們的主流社會似乎對社會行動者不會有太多的愛，更不會心存敬意，反過來，一些行動者在顧存大局的現實思維模式中，不會存在不可妥協、無法讓渡的東西吧！
然而，南韓人的示範又好像說出了另一些可能。當日南韓人初到貴境有如過街老鼠，酒店不肯給他們出租房子，食店不願意賣飯盒給他們；但到了今天，他們用又柔又剛又有誠意的集體方式挽回了一切的尊敬和愛。
我們到底如何界定「不可讓渡」的範圍，又如何可以集體行動的方式重奪公眾的尊敬和愛，它的結果關系着未來絕食行動的成功與失敗；但這無疑是另一篇文章的話題了！
後記
這篇無從結尾的文章，寫作動力完全是由自己缺席引起的內疚感所帶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