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日本一部歪曲歷史的教科書獲得通過後，掀起中韓兩地的反日示威浪潮，不少人促使日本效發德國認罪悔改，這樣的比較合理嗎？來自德國的Prof. Bert Becker，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訪問助理教授，專研德國跟日本歷史比較，曾就德日冷戰之後的挑戰為主題舉辦國際會議，並編寫文集出版。今期我們邀請曾經赴德留學、現時任教於嶺南大學哲學系的黃國鉅跟他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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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日本戰爭罪行的問題上，一般人都喜歡拿德國跟日本比較，認為德國所作的懺悔和賠償比日本多很多，你認為這樣的比較合理嗎？還是過於簡化？ Becker：任何歷史比較都會有它的困難，因為永遠有與之相悖的因素。但在德國二戰的歷史上，作為德國人，必須強調，納粹所作所為是史無前例 (Einzigartigkeit)：整個猶太人以及其他種族的屠殺、它工業操作的系統性、種族理論、意識形態的洗腦等等，這些都沒有在日本二戰歷史上見到。所以，德國人在戰後必須作同樣史無前例的反省和懺悔。那麼，如果我們以德國在戰後做過的事作為標準批評日本的作為，會難以承認德國納粹歷史的獨特性。
另外，戰後的歐洲需要一個強大統一的歐洲，作為抗衡蘇聯共產主義的堡壘，故此，德國當時實在很需要歐洲作為它的盟友，相反我們沒有聽過所謂統一的亞洲。其實，德國從戰後，直到採取所謂「東進政策」(Ostpolitik)，以至布蘭特在1970年在墳墓跪下一幕，其實也相差了25年。戰後的德國注意力都放在重建上，比較少人關心戰罪問題，而老一輩其實一般都認為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不錯，那時很多人有工作。這情况一直到1968年學生運動才有重大的改變，當時年輕人和老師開始熱烈地討論納粹戰罪問題，追問誰誰當年到底做過了什麼。我記得我當時的歷史老師本來是個退役德軍(Wehrmacht)軍官，但到了 1968年就忽然變成年輕社民黨人。我們當時討論德國戰罪，討論希特勒，日以繼夜地討論，幾乎達到過分的多的程度。如果歷史老師進入課室跟學生說：「我們今天討論希特勒吧！」學生會說：「又是希特勒！夠了吧，我們討論別的好嗎？」你可想而知我們當時討論這個話題有怎樣多。
所以，作為德國人，我們很難把納粹罪行的獨特性低調處理，因此在道德上，德國戰犯所犯的罪行，和日本靖國神社戰犯的在罪行，在程度上是不能加以比較的。
問：你提到所謂68學生運動對德國歷史意識的影響，在日本相類似大規模的運動找不到，是否因此也影響到德國跟日本對處理歷史的態度？
Becker：當然，在日本沒有類似歐洲的68運動的影響。在德文裏有一個字叫「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英文翻譯成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還不足以表達它的意思。在德國，這個過程不斷進行，不會終止，德國每個月都有最少6本關於納粹的新書，而關於猶太屠殺的更數以千計。因為德國納粹的罪行歷史這樣獨特，所以德國的「克服過去」也應該是獨特的。
必須承認發動戰爭
問：有人認為德國人有罪疚(guilt)的意識，而日本人有所謂羞恥(shame)的意識，因此影響了兩國對處理過去的態度，你贊同嗎？
Becker：是的，日本的文化強調一個人難以承認自己的罪行，否則是很羞恥的事，這在日本的所謂武士道精神、切腹等，寧願死都不承認失敗都是證明，這點是比德國強。在德國，卻沒有這個問題。沒錯，我們發動了戰爭，也戰敗了，我們必須承認這事實，並不牽涉到面子問題，日本的這種寧死也羞恥的文化，在德國都難以找到的。
問：在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問題上，有所謂修正主義(Revisionist)的歷史寫作，企圖把過去美化或者低調處理。在德國，歷史教科書是否也有左傾跟右傾的分別？像ErnstNolte之類企圖把納粹跟蘇聯的極權主義相對化的歷史觀，有可能寫進教科書嗎？
Becker：我會說，德國的教科書寫作方式和內容大致相同。德國的文化部，由全國每個邦代表，討論出一個寫作的指引，教科書一般都不能超越。這些指引是不允許把納粹跟其他極權主義政權和它們的罪行比較，進而淡化納粹屠殺的獨特性。所以，如Ernst Nolte這類歷史學家，企圖把納粹罪行相對化的觀點，是沒有機會進入教科書的。甚至Nolte自己一提出他的觀點，就被其他的歷史學家群起而攻之，慢慢被孤立起來。日本在戰後的歷史寫作，其實很受馬克思史觀影響，而最近的所謂篡改歷史，應該只是個別例子，並不代表日本主流的教科書。
與鄰國討論歷史
問：你認為日本在戰後做得夠嗎？日本還有什麼是可以做的？
Becker：日本在金錢的賠償上的確做了很多，這點是不能否認的。日本沒有感覺到壓力，一定要和鄰國和解，相反德國必須這樣做。但日本還可以作的，是開放一點，跟其他鄰國討論歷史和過去，不只中國跟韓國，還有印尼等東南亞國家進行對話。如果雙方對歷史問題有摩擦，應該從民間開始交流討論。德國早在戰後五十年代就跟法國進行這類討論，跟波蘭九十年代也開始有，將來也會跟俄國進行。德國跟波蘭成立一個所謂歷史教科書委員會(Schulbuchkommission)，由雙方的政府贊助，派出歷史學家坐在一起，互相理解對方對該段歷史的看法，這樣德國可以理解波蘭人的看法，波蘭也可以理解德國的看法。討論的結果，都會成為教科書的材料，對教科書的寫作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樣總比互相指摘對方那裏寫錯好。譬如南京大屠殺的正確死亡數字，雙方都有不同的統計，這些都可以開放討論的。我總不能明白，為什麼這類的國際會議從來沒有在亞洲舉行過，而各方只利用歷史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這不是和解的正確方法。這一點，不只日本需要負責，中共也要負部分責任。在這一方面，很明顯，歐洲是做得比較好。
明報 黃國鉅
200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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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法勒令詳述納粹暴行 教育目的：培育反納粹思想
60 年前的今天(1945年5 月8 日)，德國在二戰中宣布投降，歐洲戰事結束，約3 個月後，日本也宣布投降，結束了這場人類浩劫。德國和日本雖然同是戰敗國，但與日本相比，德國在面對戰爭歷史的負責態度，遠為國際社會所稱道。在歷史教科書的處理上，德國制定了嚴緊的法律和規範，通過學校歷史教育，確保年輕一代牢記歷史，值得參考和借鏡。明報今天起將推出系列專題，探討德日歷史教育的異同。
日本文部科學省一直強調，日本的教科書並非國家出版，是由私人出版的，基於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原則，政府「只能」審議史實的真偽，不會過問當中的價值觀和史觀。然而細閱日本當局所審批的8本歷史課本，不難發現備受爭議的扶桑社教科書，根本是在宣揚「日本發動戰爭有理」的令人不安史觀；即使是其他主流教科書，雖沒有明顯歪曲史實和宣揚極端史觀，但也往往只對日軍暴行輕描淡寫。
未以「 言論自由」 為藉口
相比下，德國的做法甚為不同。德國教育法明確規定，歷史課本必須包含足夠納粹時期歷史內容，學校教師必須對此進行深入講解，特別是關於集中營和大屠殺等暴行的內容。
作為聯邦制國家，德國教育由各聯邦州負責，而各州的教育法例都明確指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令學生了解和認識納粹主義，培養出「抵制納粹意識形態」的思想觀。像管轄首都柏林地區學校的《柏林州學校法》，其第一章的第一條就規定：「學校的目的是使培養出的人，有能力堅決抵制納粹意識形態和其他追求暴力統治的政治學說……」
德國也有許多不同版本的歷史課本，但政府規定，各出版社在編寫過程中，都必須嚴格遵循各州教育部門頒布的「教學大綱」，因此內容差別不大。柏林旅泰格利茨高中的校長蓋伊指出，教學大綱具約束效力，是歷史教學的重要基準。不管是哪類型的中學，歷史教學都必須嚴格按照大綱執行。
「教學大綱」是各州教育部門在其學校法的基礎上制訂，由教育部門之下的監督委員會專責。以柏林地區為例，屬於初中的第7年級至10年級必須修讀基本的歷史課，按時序從中世紀教授到當代冷戰的歷史。當代歷史的部分包括德意志第二帝國、帝國主義、一次大戰、魏瑪共和國、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二次大戰，而納粹是這段歷史的內容重點。
學校強調納粹大屠殺
關於「納粹和世界大戰」這段歷史，教學大綱明確規定，學生必須掌握納粹的基本概念及其導致恐怖統治的前因後果，並清晰講解當年納粹的反人道迫害、有系統進行種族滅絕的暴行，解釋納粹主義世界觀中的反猶太主義、「生存空間理論」、種族主義等，以令學生理解納粹如何違反人道、破壞世界、違反科學。
屬於高中的11至13年級學生，則須選修歷史或世界政治學其中一門。其中，歷史科從古代涵蓋至當代史，但教學大綱特別強調，「納粹獨裁──問題和分歧」這一主題是歷史學生的必修內容，要求學生深入了解德國是如何從魏瑪共和國走向納粹獨裁的，並探討和評價納粹是如何走上滅絕猶太人之路。
至於選修世界政治學的學生，也要在第一學期專題修習「德國的民主和獨裁」，全面掌握魏瑪共和國的興衰過程、總體上掌握納粹產生的原因、統治形式和統治機制，並討論實行納粹的後果。
銘記納粹歷史成主 流共識
在德國，承認、反省、銘記納粹黑暗統治和大屠殺那段歷史，以及絕不允許悲劇重演，早已成為主流社會的共識。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辛格今年1月在紀念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60周年時，也讚揚了德國歷史教育對遏制反猶太主義的作用。辛格說：「德國可供借鑑的東西最多。這裏制定了嚴格的法律，禁止極端主義傾向、納粹標誌、反猶言論及任何否認納粹大屠殺的企圖。學校普遍進行納粹大屠殺的教育。歷史課已成為德國民族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
葉杏麗
明報 2005-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