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教師，我參與了7月29日反對國民教育大遊行，並且參與了9 月3日在政府總部的集會，深受絕食人士的感動。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起，除了不在港的時間，我每年均有參與。然而，729遊行的感受前所未有，第一次和這麼多家長帶著小孩同行，當中不少推嬰兒車前行，一路上，有小孩興高采烈，也有小孩哭鬧不願走下去。9月3日下午的集會，我坐在人群中，第一次留意到身旁大多是年紀比我少得多的中學生，有的還穿著校服。他們神情相對嚴肅，沒有上課時的沉悶表情，睡覺或嬉戲，也沒有自顧自打機，留意台上宣佈和嘉賓講話。我實在怎也想像不了指摘學生受政黨煽動、被報紙洗了腦等批評，這些說法怎樣可以成立？如果學生真是那麼容易被傳媒洗腦，照計建制派報紙應該很容易用同樣方法，號召幾萬人去支持國民教育。如果學生的集體行動是盲目的，那麼學生集體擲蕉，在課室放氫氣球，抗議老師要他們交功課，就應該很常見了，但事實又似乎不是這樣。
我聽到有些老師批評，這些高中生沒禮貌，大罵高官。這些批評出於典型的管教態度，家長教師當然了解。然而，高中生獨立思考，勇於表達意見，不正是我們想培育他們成就的品性嗎？我們要知道，教育不等如控制。教導他們有禮貌，理性思考，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除了要學生跟隨規則之外，更高層次的教育，著重他們自發地禮貌待人，主動地和別人溝通，而非墨守成規。學民思潮的發起學生，實在可以說表現得非常優秀。
如果有些教師仍然接受不了學民思潮的「過激」行為，我們必須撫心自問，我們是否希望學生服從，接受「教師」這個權威，害怕他們不受管教？還是真誠希望他們獨立思考，勇敢地公開陳述看法，挑戰權威，甚至顛覆我們固有的想法，發揮創意，糾正我們？習慣了維持課室秩序和挺立學問權威的老師，習慣了管教孩子的父母，必須認真想想，是否家長主義(paternalism)作祟？我們必須明白，在家庭和學校，跟政府總部外不同，後者是公共場合，是任何人都可以表達和討論的地方，而且並不因為你是家長或教師，就可以顯得特別有道理，一個成熟的高中生，一個中三或中六畢業的學生，他們跟你是平等的。你如果道理上說服不了他們，不一定是他們頑劣，可能是你的說法不公道，或者某些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答案。但如果你因而批評他們品格不良，這就是家長主義，刻意樹立權威來令人折服，在平等的公共世界建造不平等的地位。
在家庭和學校裡，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是現實，問題是，國民教育會否令社會不平等更有影響力，更影響學生的評核、升學以至求職的機會？我成長於工人家庭，父親在重工業工廠裡輪班工作，母親在Maxtor電子廠工作，當年曾經是世界上第三大硬碟生產商。我甚少外遊的機會，家中連課外書也好像沒有。後來八十年代，工業北移，父母相繼轉投服務業，家庭收入下降了多少，我已沒有印象，我只知道年年都可以申請到全額書簿津貼。試想如果國民教育推行，一個基層家庭的學生，即使被學校選拔了到國內交流，但父母拿不出一千元費用，他可以如何在「國民教育內地學習及交流活動資料庫」裡獲得良好紀錄？如果老師當年問我對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成就有什麼感受，我答祖國拿走了爸媽的工資，即使老師接納我的感受，不「糾正」我的印象，我是否仍要「為此作自我反省」？如果老師問我未來想如何貢獻國家，我答回國做工廠工人，因為加班可以多掙工資多買可口的東西回家，比起別的 學生答做科學家、太空人或公務員，哪個學生應得到更高的評價？老師可以給學生什麼評語，予以改進？這樣的情感教育，恐怕難免被定型為社會認可的價值觀，甚至是黨國頌揚的價值觀。
情感教育怎樣可以避免扭曲？教育哲學家盧梭(Rousseau)就提倡否定性的教育(negative education)，教育不是要孩子掌握某種真理，成為有某種貢獻的人，反而是要孩子自然而然地去感受，不受某些既定的理性知識和框架所規限，在感受的基礎上，防範邪惡的念頭，再進而令其對理性知識產生興趣，自由地發展。盧梭認為，懂得感受，發現事情有不同面向，學會面對衝突，總比時常帶有偏見為好。國民教育如果是扭曲的情感教育，就只會令社會不平等所產生的真情實感，因著迎合老師和社會認可的價值觀而遭到扭曲。這不僅是染紅不染紅的問題，而是在教育制度裡鼓吹盲目因循的思想(conformism)，徹底無視社會不平等在教育制度裡造成的現象。原來的教育，正是要令來自基層和中產的學生儘量得到平等的待遇，不同階層身處同樣的空間，處於平等的地位共同學習和成長，促進不同階層之間的了解，培養公民平等的意識。假如國民教育加劇學生在學習經歷和評核上的不平等，這如何對得起每個生下來都應該是平等的孩子？
也許不少教師一向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來應付課程改革，但是如果這次我們認真聆聽年青人提出的質疑，我們會發現管教並不是教育的全部，教育還要培育學生成為自由的公民，縮窄社會不平等。這是我們的下一代用身體來喚醒大眾的，感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