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的程翔。第一次見程翔是在「六四事件」後，他和李子誦先生都離開了《文匯報》，籌辦《當代》雜誌，約見筆者邀稿。在香港辦一本只講理想的雜誌並不容易，筆者也為他們擔心，但同時也見識了兩位的風骨。
「六四事件」是一次良心的叩問，通過這一關才考驗出知識分子的風骨。「鐵肩擔道義，辣手寫文章」，他們是秉持這樣的信念以盡言責，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雖然經營失敗，其精神畢竟令人生敬。
程翔是港大畢業生，卻具有新亞書院「千斤擔子兩肩挑」的抱負。我每次在不同場合，見他總是兩眉緊蹙，人到中年，已懷千歲之憂，那是家國之憂，民族之憂，常表示可以為國家做些甚麼。我發覺他有一個心結如千斤墜，若能把這個心結從千斤減為百斤，人也許會快樂些。
心結的形成，也許始自一九七二年。那時程翔任港大《學苑》總編輯，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那地方，筆者遲至一九八○年才前往，雖已在毛逝世後開始改革開放，仍能感受到其山川形勢產生一種難以言喻的魔力，說得不好便是「邪氣」。而程翔在文革高潮去韶山，其結果必然會推動一個年輕人走上一條「盲目愛國」的不歸路。
八九民運後，程翔夢醒了。甚麼是中國？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連同在那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和他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以及那幾千年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才是中國。
聞一多之詩《祈禱》：「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啟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愛國心結，太沉重了！
岑逸飛
香港經濟日報 2005-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