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哈佛，最有意思的是學生的作業講演。在我的有關文化的課程裡，學生最後呈交的，不叫作業，也不叫期末論文，叫做知識成品（Knowledge Product）。學生交的，是可以提供使用的知識產品，是人類知識的添加，也是可以有實際效用的。這與傳統的作業不一樣；傳統的作業，主要是做給教師看的，是供教師作評估的；教師評了以後，作業也就沒有用了。其實，這與建築學生的畢業創造、工程學生的畢業設計，道理是一樣的。知識成品，因為要有用，以此學生不光是寫，還要綜合運用自己的才智，設計出最有效的成品。
知識成品還有一個特點是學生每個人的製作都不一樣，這可以說是對於傳統考試要求劃一的一種挑戰。每年的知識成品都帶來驚喜。
北京人始終要回歸胡同
小愛是我班上的學生，也是唯一從中國大陸來的學生，而且是剛從大學畢業就來了哈佛。她在班上講演了她的作業：《一個胡同女孩的故事》。她出生在北京，從小就在北京的胡同長大；她的作業，就是以胡同作為圓心，描寫北京文化和北京人的文化特點。
她的講演，就像是一首詩，全班都恍惚被帶到古老而寧靜的北京胡同裏面，大家都自然地屏息地，在吸收，在享受。從胡同的歷史，說到北京今天的高樓大廈，又聯繫到出國留學。她認為，胡同是北京的文化標誌，胡同也是北京人的身份。她用第一身表述，北京人屬於胡同，因此北京人始終要回歸胡同。她說，到外國留學的北京人，不回北京的是少數。即使是在國內，到別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也總覺得是在「外地」。她認為：這種想法，並不是每一個城市的人都有的，是北京人的文化特點。
小愛的講演，與另一場雅思敏和珍珍合作的講演，不約而同，剛好呼應。雅思敏來自菲律賓，遠祖是華裔；珍珍則是半華半馬的新加坡人。她們的作業比較菲律賓和新加坡兩國的國家文化，核心問題都是教學語言。
從官方語言看國家意識
菲律賓自從十六世紀，經過三百七十七年的西班牙統治；當時的教育完全是宗教活動。後來再經過美國四十七年的統治，又完全是殖民地的英語教育，一直以來沒有強烈的國家觀念，因此也沒有國家文化的養成。一九四六年獨立以後，在教學語言上面一直混亂，國家意識仍然不強。七十年代以後國家意識抬頭，一九八七年開始規定用泰卡洛作為國語，但是因為菲律賓原有八種語言，因此沒有把泰卡洛作為強迫的教學語言，而採取英語與泰卡洛的雙語政策。二○○三年，阿羅約總統宣布公立學校全部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
雅思敏在縱觀了歷史發展，認為菲律賓一直以來沒有機會發展國家身份，以此國家文化也沒有顯著的樹立和發展；而教育在這方面也沒有刻意下功夫。她覺得，這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菲律賓人在國外長期生活的非常多，沒有強烈的國家的「根」的概念，因此留學生大多數不會回國。
新加坡則剛好相反。新加坡經歷過一百多年的英國統治，其中也經歷過日本佔領，獨立以前是馬來亞的一部分。但是一九六五年獨立以來，一直刻意營造國家身份。一九六六年開始，實行雙語教育。但是主要的教學語言，既不是立國法定的馬來語，也不是種族人數最多的華語，而是英語；而種族語言（華語、巫語、泰米爾語）只是第二語言。
珍珍的分析，採用英語，既是因為英語是經濟價值高的國際語言，符合新加坡的實用主義意識形態，但也因為政府刻意要建立超乎華、巫、印三族的「新加坡」國家身份。珍珍認為新加坡的國家身份的建設，是非常成功的；在座的同學一致同意。他們說，來美國的新加坡學生，毫不自覺地經常以國家代表身份說話，而且非常自覺地維護自己的國家、政府和政策。新加坡的留學生，回國的是主流，不回國的稱為quitter（去國者），是一個負面的詞。也就是說，不回國好像是辜負了國家，是不應該的。
新加坡的例子，也引起了一些辯論。有些學生認為，新加坡成功建立的是國家的政治身份，但是沒有能夠建立國家的文化；因為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的，也不是通過政府行為可以樹立的。有些學生則持不同意見，認為新加坡的實用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根深柢固的文化；新加坡國家為上的集體主義，也是一種強烈的文化。也許兩者都有一定的道理。
文化兼容
還有一些學生的講演，也直接或者間接地與國家身份或者國家文化有關。陸貝與嘉莉的講演，報道非洲國家乍得的教育改革，邀請美國的私立學校，全面接管乍得的中小學；而乍得卻是一個回教國家，雖則是相當開放的回教國家。這在班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占姆是耶穌會教士，在太平洋島國Micronesia辦學，在當地的群眾當中，「全球化」是日常用語。當地的學校具有非常濃厚的文化色彩，生活和課程都與西方的主流學校很不一樣。但是也許是由於地方小，社會對於文化非常開放，對於外來的文化完全沒有抗拒的意識。
這又引起了一陣討論。一般以為對外來文化開放，就會侵蝕當地文化，這在Micronesia好像又沒有發生。
程介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