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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一種投降式的抵抗(中譯)

齊澤克:一種投降式的抵抗(中譯)

Slavoj Žižek, “Resistance Is Surrender: What to Do about Capitalism”

其中一個在過去幾十年中,最明顯的教訓是:資本主義是不能破壞的。馬克思將之比喻為一隻吸血鬼,其中一個突出的要點是,這隻吸血鬼每次被刺死後總是會復活過來。即使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嘗試消滅資本主義的痕跡,最終,資本主義還是凱旋歸來。

今天的左翼向全球資本主義霸權、並將之達致完滿發揮的自由民主政治補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作出反抗。他們可能,例如,接受這種霸權,但繼續在這個潛規則內爭取改革(這是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或者,去接受這個霸權繼續留下來,但還是要在這個霸權的縫隙予以抵制。

或者,去接受所有鬥爭都是徒勞無功,因為這個霸權是如此「全方位」的,除了等待「神聖的暴力」爆發之外,一個海德格爾的革命為本:只有上帝能拯救我們,沒有什麼能真正做到。

或者,承認徒勞的鬥爭只是暫時性。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勝利之下,這種觀點認為,真正反抗是不可能的,所以直到全球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得以復興之前,我們所能做的是,去保衞這個福利國家,真面對抗當權者去履行他們不能實現的需求。不然就退回到文化研究領域,安靜地繼續做批判的工作。

或者,去強調一個事實:這個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即全球資本主義是由一個基本原則:技術和工具理性最終影響。

或者,假定一個人可以侵蝕全球資本主義的國家權力,而不是去直接痛擊他們,而是在日常活動中重新調整鬥爭的領域範疇,其中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新世界」,以這種方式,資本主義和國家權力的基礎得以逐步削弱,在某個時刻,國家便會崩潰(墨西哥的「薩巴達運動」(Zapatistas Movement),便是這種方式的典範)。

或者,採用一種「後現代」路線,轉移對反資本主義鬥爭強調,對霸權進行多重形式的政治思想(politico-ideological)鬥爭,強調的話語的重要性(discursive re-articulation),進行有效的論述和論證,而不憑直覺。

或者,打賭一舖,以一種後現代方式,去重複上演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姿態──辯證法的核心:資本主義的「被規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用今天出現的「認知的工作」(cognitive work)。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關係之間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徹底,撕裂第一次「絕對民主」的可能(這將是哈爾特(Michael Hardt)和內格里(Antonio Negri)立場)。

這些立場沒有表達一種方式,避免一些真正激進的左翼政治──他們設法逃避的正正就是這種激進的立場。可這次左翼的挫敗,並不是過去三十多年故事的全部。還有另一種同樣令人驚訝,要吸取教訓的是:從中共主持被認為最具爆炸性的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並從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的發展。簡單來說:我們能夠做得更好。在英國,戴卓爾革命(Thatcher revolution),在當時既混亂亦衝動,是出乎意料的意外事故的記號。這是首相貝理雅能夠將之制度化,或者,在黑格爾的術語,將(最初出現為)一種偶發性,一個歷史性的意外,提升至一個必然性(necessity)。戴卓爾並不是一個戴卓爾主義(Thatcherite),她僅僅是她自己;而是貝理雅(超過他的範圍)真正給了戴卓爾主義一個形式。

一些評論家對後現代左翼的困境的回應是,呼籲一個抵抗的新政治(new politics of resistance)。那些仍然堅持跟國家政權戰鬥的,更遑論攻佔它,被指控為繼續圍困於「舊範式」之中:他們的批評者認為這任務在今天,是離開這個領域,另起爐灶,創造一個新的空間不受那個領域的控制,以抵抗這個國家權力。這個當然是表面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勝利。這個低抗的政治不過是一種對「左翼第三條道路」(Third Way Left)的道德背書。

英國哲學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最新著作,《無窮的需求》“Infinitely Demanding”,幾乎是這一立場的一個完美體現。對於克里奇利,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就這樣保持不變。嘗試廢除國家將會慘敗;結果是,一個新的政治必然坐落於這個國家距離之內(has to be located at a distance from it):反戰運動,生態組織、種族主義和性虐待性別主義運動,以及其他形式的地方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這必然是一個對國家、砲擊國家、對國家機戲的局限作出譴責的抵抗政治(politics of resistance),當中包含不可能的要求。主要論點進行這種坐落於這個國家距離之內的抵抗政治,繫於一種對呼喚公義在道德層面上的「無窮要求」“Infinitely Demanding”:當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注意這一呼喚,因為,它的終極目標不過是「現實政治」之一,確保其自身的再生產(其經濟增長,公共安全等)。 當然克里奇利這樣寫道:

歷史習慣地為持槍和棍棒的人民而寫的,沒有人可以幻想以那些諷刺作品和羽毛粉刷,成功擊敗他們。然而,歷史上的極左積極虛無主義(ultra-leftist active nihilism)雄辯地說明,當一個人拿起槍和棍棒時,他便會失去這個時代(lost the moment)。無政府主義(Anarchic)的政治抵抗不應該追求模仿和反射一個相對的Archic(1)式的暴力統治。

那麼(例如)美國民主黨應該做甚麼呢?停止爭奪國家權力,撤回至國家的縫隙,將國家權力留給共和黨手上,並開始一個無政府主義抵抗的競選陣營?克里奇利會做什麼,如果他面對的對手是希特勒?在這種情況下,他應該模仿和反射一個相對的(Archic)式的暴力統治?

左翼人仕不是應該在這兩個境況──人們會對訴諸暴力對抗國家的境況;和那些在所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並應該做的是:以那些諷刺作品和羽毛粉刷──之間作出區分?克里奇利的立場的含混性,存在於一個不可思議,非根據基礎,缺乏邏輯的推論結果(non sequitur):如果一個國家的存在,並不能廢除(或資本主義),為什麼撤退呢?為什麼不在國家之內(或「配合國家」)採取行動?為什麼不接受第三條道路的基本前提?為什麼要在政治上限制自己,正如克里奇利所說的那樣,「呼喚對國家作出質疑,並呼喚建立秩序去負責,而不是為了廢除一個國家,儘管值得嚮往的是,這很可能是在一些烏托邦式的意義上,但為了改善它,或減輕其惡意的效應。」?

這些話僅僅表明了,今天的自由民主國家,並一種「無窮需求」的無政府主義政治的夢想,存在一種相互寄生(mutual parasitism)的關係:無政府主義的代理人負責做倫理思想,而國家的工作是運行和調節社會。克里奇利的無政府主義倫理政治(anarchic ethico-political)代理人,扮演一個超越自我,透過對國家舒適地轟炸(comfortably bombarding),表達訴求;並一個國家越嘗試滿足這些訴求,便被認為越有罪。依照這種邏輯,無政府主義的代理人,他們抗爭的重點,對象並不是公然的獨裁政權(open dictatorships),而在自由民主的虛偽,這種虛偽被指控為背叛自己宣稱的原則。

幾年前在倫敦和華盛頓,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大遊行,為這種權力與抵抗之間,不可思議的共生關係,提供了一個模範例子。這個矛盾的結果是,他們雙方都感到滿意。示威者拯救了自己美麗的靈魂:他們明確表示,他們不同意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當權者冷靜地接受了這個異議,甚至從中獲益:抗議者不僅沒有避免已經作出攻打伊拉克的決定;他們也服膺了這種合法性。因此,布殊對群眾示威抗議他訪問倫敦的反應,效果是:「你看,這就是我們要戰鬥的,因此,人民在這裡做的──抗議本國政府的政策──將會在伊拉克成為可能!」

一個惹人注目的是,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Chávez)在2006年開始著手的路線,正正是一個給後現代左翼選擇了的對立面:遠離國家權力的抵抗,他奪取了(首先從政變的意圖,然後是民主),無情地使用了委內瑞拉的國家機器,以促進自己的目標。再者是他的「玻利瓦爾任務」(militarising the barrios),培訓了一個武裝組織。並最終的恐慌:現在他感覺到資金的抵抗帶來的經濟影響威脅了他的統治(在國家補貼的超市,一些商品的暫時短缺),他已經宣布一項計劃,聯合二十四個組織,以支持他的單一政黨。甚至一些盟友都懷疑這一舉動:它會帶來群眾運動的代價,為這個委內瑞拉革命帶來挫折(élan)?可是,這種選擇,雖然冒險,也要充分肯定(fully endorsed):我們的任務是使新組織行使不單作為一個典型的國家社會主義(或庇隆正義黨)“Peronism”,但作為手段(vehicle)去動員一個政治的新形式(像:草根貧民窟委員會)“the grass roots slum committees”。

對於類似查韋斯的人,我們該說些什麼?不,不要搶奪國家的權力,只是撒出,給國家維持現在的處境?「查韋斯」是常常被打發的一個小丑──然而這種撤出不會只是降低他,作為馬科斯副司令(Subcomandante Marcos) 的版本──一個許多墨西哥左派所說的馬科斯副司令?今天偉大的資本家──比爾蓋茨:一個企業污染者,一個狐狸獵人──他正在抵抗國家。

這裡我們學到的是,真正的顛覆性並不是要主張那「無窮的要求」(infinite demands),我們知道這個權力的要求是無法滿足的。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知道這樣一個「無窮的要求」的態度,對當權者來說是沒有所謂的:「如此美妙的是,就憑你的關鍵訴求,你提醒我們甚麼樣的世界,我們最希望居住。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裡,為了這個可能,我們要勉強過日子(have to make do with what is possible)。我們要做的是,與此相反,去砲擊這個帶著戰略性的、精心挑選的、精確的、有限的需求的權勢,我們不能以相同的藉口碰上。

註釋:
(1)一個關於妖怪“The Archic”的神話故事。http://en.wikisource.org/wiki/The_Archic

Original Article:
Slavoj Žižek, “Resistance Is Surrender: What to Do about Capitalism”,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29/No.22, 15 November 2007, page 7, 1,730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