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空間騎劫者】
文／微光@破土工作室
『人們憂慮這座城市會不會變得越來越均質化，消弭掉一切它曾引以為傲的特質。於是，「發展推土機」所到之處，皆遇抗爭。而我們的故事，要從這些城市空間抗爭中屢被提及的一個詞說開去——「騎劫」。』
香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王維仁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他與已故的日本建築大師丹下健三的一次相遇，老人坐在半島酒店的窗前看著對岸讚嘆，這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天際線，它有著一種復雜卻又亂中有序的秩序，人們既能從庶民階層居住的唐樓中找到往日蹤跡，又能看到一座座象征這個金融都市的摩天樓高聳入雲。在王維仁眼中，這種包容和多元性是香港的獨特「織理」（Fabric）。2007年香港建築與城市雙年展的主題就選擇了「再織城市」（Refabricating City），試圖呈現城市空間如何扣連起不同階層的市民生活。但近些年的香港城市進程已不復往昔的脈脈溫情，新建築不再只是溫和地從舊樓宇的縫隙中冒出頭來，也不在乎是否與所在的舊區連接，而是大刀闊斧地鏟平一切，再從一個歸零的真空中堆砌。人們憂慮這座城市會不會變得越來越均質化，消弭掉一切它曾引以為傲的特質。於是，「發展推土機」所到之處，皆遇抗爭。而我們的故事，要從這些城市空間抗爭中屢被提及的一個詞說開去——「騎劫」。
【騎劫者】
在特定的空間裡可以做什麽事情，一般人都是有譜的，比如銅鑼灣就是消費燒錢之地，周末去維多利亞公園你會看到東南亞勞工鋪上色彩斑斕的桌布野餐，中環臉孔模糊卻一定是行色匆匆西裝領帶。而不按這個約定俗成的行為準則行事的，則會被認為是不靠譜的，第一類騎劫者恰好是這樣一群「不靠譜之眾」，他們質疑的是為什麽只能按常理出牌。「藝術公民」行動的發起者藝術家程展緯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了配合香港城市的整體發展，港府把公共空間劃入私人業權的範圍，由私人發展商管理的公共空間包括綠化空間、廣場、庭院和小型休憩空間以及長廊。直到2008年人們才發現香港原來有156個由私人發展商管理的公共空間，其中有33個是類似銅鑼灣時代廣場的休憩活動空間，而時代廣場發展商更被踢爆違規操作，在未經批準的情況下出租公共空間牟利。對於香港市民而言，一百多個公眾休憩空間仿佛「失而復得」，但在這些空間裡面可以做什麽，那個「譜」的幽靈似乎還在遊蕩著提示人們它的存在。程展緯和一眾同伴，組織了一次名為「斷估唔拉之騎劫時代廣場」的比賽，邀請市民為時代廣場量身打造作品，重新思考公共空間的可能性。比賽所設的獎項更是別有趣味，包括「磨爛席獎」（能維持時間最長者）、「做咗唔覺獎」、「人山人海獎」（能吸引最多人聚集、旁觀或共同參與者）、「尤物獎」、和「創意獎」，一時間廣場上聚集了一班鋪上桌布野餐、玩飛行棋的「不靠譜者」。保安迅速發現了狀況並上前阻止，但不了了之。程展緯認為：「以一個有國際級管理水平的公司，15分鐘就可以意識到露天廣場的異樣，就算一時疏忽也不會多過15天，但他們非法出租公共空間最少兩年，『一時疏忽』為時代廣場帶來了一大筆橫財。」
香港的綠化覆蓋率很高，但如果街訪「離你最近的草坪在哪裡」、「你上一次去草坪是何時」會得到什麽答案呢？一個名為「草原地圖」的長期項目就開設了一個可以自由編輯的谷歌地圖，邀請大眾標註曾去過活認識的草地資訊。2011年3月，一個電視台記者在深水埗的一個公園草地上小憩，被管理人員阻止，因為在這片草地上，可以坐但不能臥，閉眼躺在草地上會被視作「露宿」，這是公園禁止的。香港大學的一位研究助理蔡志厚看到這則新聞，開始思考香港人究竟有多久沒有使用草地，綠化難道只能是一種花瓶，只可遠觀不可褻玩？香港究竟有多少草地可供市民使用？每一片草地的使用有什麽自由和限度？他發起了可以自由標註的谷歌地圖，很快，地圖上就匯集了全港一百多片草地的資訊，數量遠比人們想象得多。配合谷歌地圖，Facebook的「草原地圖」專頁則更像是一張「活點地圖」，人們分享草地活動的經驗和問題，也從別人分享的訊息中獲得啟發。原本由一個人發起的草原地圖形成了一個小團體，由不同職業背景的普通市民組成。這些年陸續舉辦了草民音樂節、快閃式中環夜草地、草原午睡日等等。
「天光墟」的小販則是另一類騎劫者，雖然他們對自己的身份並不明悉，但身影卻遍布城市的各個角落。粵語中，「天光」是天亮的意思，天光墟在每天黎明前四五點開始出攤，為了躲避食物環境衛生署人員的「掃街」，天亮就結束營業，以免被檢控，這是香港版的小販與城管的故事。這種夾縫中求生存的「微觀經濟機遇」既解決了部分人的生存危機，也為社區提供了多樣的社區服務，往往能夠補充正規渠道所能提供的有限的社會服務，天水圍的天光墟就是如此，但卻遭到打壓。
天水圍誕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公屋林立，許多低收入人士和新移民在此居住。天水圍在規劃上是一個巨大的失敗，隨著香港工業向內地的轉移，本地就業機會劇減，居民無法承擔高昂的生活和交通成本，天水圍內的消費場所都被大型發展商壟斷，而天水圍的社區配套設施和服務都無法滿足這個新市鎮的發展需要。但三十多萬的天水圍居民並沒有在這座「悲情之城」裡坐以待斃，他們並不滿足於依賴政府綜援過活，而是在夾縫中尋找「揾食」的可能。無牌小販集結的天光墟應運而生，每天從淩晨五六點營業到八點甚至更晚，一度有超過三十多個攤位，為天水圍居民提供物美價廉的新鮮蔬菜、海味、雜貨等。但好景不長，食環署組成了一支清晨突擊隊，頻繁巡邏，天光墟逐漸被打散，攤販只能進一步躲避到更為偏僻的窄巷，生意也大不如前。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建立了一個合法的市場供小販經營，但這個「閉門造車」的政令，帶來了一個占地3800平方米可容納一百多個攤檔卻無人問津的「蚊子館」，因為選址偏遠，交通不便利，沒有設立設備儲存倉以及僵化的管理規定。而已經進入街市經營的攤主苦不堪言。
列斐伏爾提到「差異的權利」（right to difference）時指出，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不斷強化的是城市空間的同質性，為了反對這種雷同，需要把空間交由大眾掌握，為大眾服務。如程展緯一般的騎劫空間者，試圖打破人們對空間的刻板印象，他們不滿足被困在各種「譜」交織的巨網中，在這座流光溢彩的都市裡安安靜靜地做個「良民」，因為這座城市定義的良民生活雖諸多瑣碎繁復，卻不過工作與消費、掙錢與花錢，並無其他。屬於人「社會性」的那一面愈發模糊，這座城市能夠提供社會交往的空間在不斷縮減。「揾地起樓」的沖動已經開始打起了郊野公園的主意，可以想到民眾的反對。
【「大聲公」爭奪戰】
在對空間的諸多理解和詮釋中，誰才是合理的？如上所述，人們已經開始對香港的城市空間有不同想象，但它們之間並不總能「和平共處」。近年來，權力部門對這類「騎劫空間者」越來越失去了耐性，每每遇到論戰中，「騎劫」就變得敏感，往往成為不同利益相關者「互噴」之利器。陰謀論的熟悉身影不期而至，你是利益相關者，所以你說的話都是在騎劫（綁架）大家。林夕在一篇文章中形容，許多人患上了「表態潔癖症」，總是擔心自己被別有用心的利益相關者「騎劫」，而他的回應是，沈默的幫兇也「一樣被騎在我們頭上多年的終極boss再重重地劫一次」。這種「理中客」的論辯思路在近些年來的華人世界中屢見不鮮。但已經有人開始反問：當發展商和政府舉著發展大旗，蕩平一切價值，勸說或強迫人們接受，長久以來人們所珍視的都是無意義的，可以被犧牲的，憑什麽那樣理直氣壯？論戰是搶奪「大聲公」（擴音器）的過程，是利益的爭奪，同時也是對於一座城市需要怎樣的發展的不同理解之間的角力。
較近的一次「大聲公爭奪戰」發生在新界東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將古洞北、粉嶺北、坪嶺/打鼓嶺的農地劃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作為住宅和商業發展，共占地787公頃，扣除綠化帶後，實質發展土地達到533公頃。2014年6月13日，香港特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計劃就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表決，部分反對者衝擊立法會大門。但實際上，對這個發展案的反對早已開始，但長期的爭議都被漠視和擱置。2014年6月11日，民間組織土地正義聯盟發布了「懶人包」，不到一周時間，發展局罕見地做出反應，發布了「常人包」，希望能做出解釋，但人們從「常人包」中並不能獲得滿意的答復，相反卻發現它對於某些問題避重就輕，另一個民間組織「青年重奪未來」做出回應，發布了「愚人包」。
程序正義是爭論的一個焦點。立法會裁委會討論新界東北計劃前期工程撥款，如果獲得通過，是變相在沒有進行城規會審議，無視市民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偷步」進行工程。發展局做出的解釋是希望能加快發展計劃的進展，對於「偷步」只留下一個蒼白的解釋「這是常規操作」。而民眾卻要求慢下來，需要進行足夠的調研才能說服香港市民什麽樣的發展是可行的，有益於公眾的。另一個常見的指責在於反對聲多出自於青年人，而他們大部分都並非新界東北居民，認為這班青年人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並且無權干涉新界東北的發展，但很快被駁斥，涉及數額巨大的撥款，用的是香港納稅人的錢，怎麽可以說只是新界東北人的事情。官方對於「公眾利益」的界定是有意思的，一方面要求新界東北的居民為了完成大我必須犧牲小我，不能貪圖利益，另一面，卻又排斥更大範圍內市民的監督和抗議。而對新界東北居民的「汙名化」卻是兩岸三地近些年來的的「常規操作」，指責新界東北居民只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拆遷補償，完全漠視當地人「不遷不拆」的要求。而對新界東北原有的農業和農民補償又一次避重就輕。安老院的安置方式則是另一個爭論的焦點，發展計劃中要撤出原有的安老院，並分階段讓合資格的長者申請，但安置點的選址卻被爆地底檢驗出砒霜，開展的前期工程勘查出有毒物質。
2012年，《孟買鏡報》曾制作了一個名為「I am Mumbai」（我是孟買）的廣告，一個人在廣場上燃燒的書堆前控訴當局對出版的監控，一位母親在川流的人群中哭訴孩子喝的牛奶混入了被汙染的水源，一群孤兒在白領的辦公室裡高喊我們一週只能吃兩次東西，每一次訴說的結尾都是怒吼「I am Mumbai」。幾乎在全球每一個城市的宣傳片中，人們看到的都是光鮮亮麗的菁英滿面笑容，而「我是孟買」裡則是一群截然不同的城市代言人，他們在怒吼一座城市以怎樣的力量和軌跡碾過一個個平凡的個體生命。反觀新界東北和更為廣大的華人世界，主流話語的邏輯卻是不能用個人的得失捆綁大眾，拋去如何界定公眾利益這個老話題不說，爭奪大聲公的背後是個人或群體再質問，什麽是發展？我城？這是誰人之城？
【別種選擇？】
搶奪大聲公或許能起到一個不錯的開頭，但它只是一個開頭。一個有效的「騎劫」或許能改變抗爭中的議程設置，但並不止於此。近年來，因抗爭而聚集的人群數次大合唱《悲慘世界》中那首著名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這首歌的中文譯名極好：「民之所欲，可在你心」，但這個「你」是誰。騎劫並不等同於將民間疾苦上傳到廟堂之上，這是一個卑微而消極的方式。香港學者許煜曾談到，要對抗壟斷資本在城市空間中任意進行剝削，單單去保衛現有的城市生活空間也只是消極的抵抗，要重奪屬於廣大市民的城市權，實踐空間正義，需要奪回母親被各大地產霸權所操控的城市生活空間。
「守土」的抵抗還包括保衛喜帖街、保衛天星碼頭、保衛菜園村等等，這都是對士紳化的抵抗，希望保有經過漫長歲月形成的庶民生活和城市空間。如果說在眾多保育運動中，人們看到了不同利益訴求的爭鬥及其身後不同發展觀的角力，那麽另一類的「城市空間運動」則旨在打破由壟斷資本做形塑的城市空間，「另類經濟」是一種嘗試，包括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公平貿易、社會企業、社區貨幣、社區支持農業等等。但或許正如許煜所言，在地產霸權的操控下，這些另類經濟試圖打造的「異托邦」（heterotopia），能否長存於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空間，實在是一個極大的疑問。另類經濟的嘗試是否會成為只有極少數人參與的「自留地」運動？又或者會被市場的邏輯所吸納。一次又一次轟轟烈烈的抗爭於論戰煙消雲散之後，這座城市的多元發展與想象，能不能抵得過不斷加速的發展推土機，力量懸殊，加之前者尚處於摸索階段，不由得讓人擔憂這座走過硝煙有著多元生命力的城市終將成為名牌加身，卻丟棄一切過往的失憶之地。
親歷了6月13日那一晚的Alexandra問我「你見過殺人不見血的暴力嗎？」她的眼神是失焦的，仿佛在看一個不真切的對象。和她聊完的那晚我做了個夢，一個阿婆對一個Office Lady說我沒有地方住了，得到的卻是一個聳肩「唔好意思，唔關我事」，接著OL又埋首於不知所雲的文書山中，那位OL或許同阿婆一樣，終將「難逃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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