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舉行【外務講座 ──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介紹香港本土意識的歷史、身份認同等概念。本文回應羅教授高論，補充資料，探討香港香港本土運動一直未能壯大的原因，包括上一代大中華情意結、社運領袖置換港人身份認同、香港人普遍道德勇氣，並試答羅教授提出的問題：香港如何由急功近利的小市民意識轉化為以生死為代價的身份獻祭？（羅永生講辭不少基於其鴻文〈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原載二零一四年十月《思想》雜誌第二十六期，頁一一三至一四二；香港獨立媒體也曾轉載。）
羅永生教授將香港本土意識分為三大波。
第一波本土意識：火紅年代。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戰後土生土長一代成人，部份熱血青年想脫離上一代過客無根心態，突破國共兩黨鬥爭，回應壓迫港人的殖民現實，但又受土共支配，以中國人身份參與呼應中國文革的六七暴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曾焯文按：港大教授Ackbar Abbas （一九九七）稱香港為「過境空間」（a space of transit），英國作家Richard Hughes（一九七六）有書名曰「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戰後從中國來港的難民多視自己為過客，希望中國行民主，變富強，夢想有日回鄉，其感情真實，可以理解。其後在港土生土長的一代，雖漸生本土意識，但仍多視香港為跳板。
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部份大學生受中共特務播弄，被大中華情意結綑綁，以為自己有責任一雪所謂國恥，乃出面要求英國將香港交還中國（參羅永生，二零一二年，《香港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曾焯文按：其時吳靄儀先知先覺，提出港獨選項（吳靄儀，一九八三，〈妥協與頑抗：擺在眼前的路〉），但無人理會。
第二波本土意識：香港即世界。八九六四屠城，港式愛國想像破滅，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共，曾焯文按：當時絕大部份香港人都不欲香港九七歸中，原可乘勢迫使英國停止將香港交還中共，然又有原身為共青團成員的香港社運領袖，臨時取消八九年六月七號全港罷工罷課罷市，力陳血濃於水，中國無民主，香港就無民主。八九六四後，中國備受各國制裁，命懸一線，若非港人及時以資金技術及國際關係襄助，中共早已倒臺。天安門學生流的血幫助東歐即時解放，惟何以中國改變不到？時至今日，竟有大陸人總結八九民運拖慢中國政經改革二十年，可見中國民族之質素。香港離開中國論述，同文明世界接軌，方有生機。上一代的大中華感情救不到中國，反而令香港被中國此大八爪魚吸乾吸淨。香港人經歷了如此多蒼桑，食了中國這麼多大虧，尚不覺醒的，就真係有點問題矣。
九十年代，九七臨近，香港文化界熱烈討論香港文化主體，自我肯定香港文化，曾焯文按：例如梁秉鈞（一九九五）《香港文化》以文學，流行文化，電影戲劇，視覺藝術為例，探討香港獨特文化身份如何經中西文化衝擊，嚴肅與商業文化交匯而形成。陳炳釗（一九九五）話劇《家變》將卡夫卡小說《蛻變》本土化，以家變暗喻香港九七將逢劇變，以三個表哥象徵向中國大陸經濟實體獻媚的香港人。但影響有限。
第三波本土意織：
第一期:鄉土情懷。零三七一大遊行反廿三條，五十萬人上街，羅永生認為本可一舉迫董建華政權實行雙普選，但帶頭的泛民卻要遊行人士和平散去。零六年天星、皇后、利東街保育運動以至一零、一一年反高鐵，由後泛民八十後主導，重寫殖民歷史記憶。
第二期：中港矛盾白熱化 近六年來，中國加強殖民香港，派遣或縱容中國殖民及走私賊來港搶奶粉、福利、學位、房屋、醫療、工作，激生城邦論、民族論、本土派（城邦派、自決派、港獨派）。按：去年中共開始跨境捉人，並以人大釋法，剔除本土派議員。港共在梁振英治下，更推出多項大白象工程，耗資下下千億，似乎在掠奪香港庫房儲備。
本土派新青年主張獨立自決的心聲可以理解，但政治謀畧有待改善。有本土派識途老馬則仍然服膺中共統治香港的現實，正如三十年前六四時，司徒華對張文光道: 共產黨鬥不過！然而，任何改變要實現，都須有願景想像超前現實; 任何抗爭要成功，都需要群眾具備道德勇氣。一國兩制經已嚴重破壞，我們對前境的思考不能跨越大中華思想框架，則無以突破困境。羅永生說得好：「團結犧牲乃社群團結的基礎，非有道德價值意識不可，不能純以功利工具考慮來形塑社群身份認同。」
澳洲社會心理學教授，Haslam and Reicher（二零一二）論證民眾抗爭成敗關鍵包括領袖組織、身份認同、外間支援。余以為應加上民眾道德勇氣。 香港民運不能發展為龐大的本土運動，究其原因，除了社運領袖置換社會身份認同，更因香港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氣。八九六四屠城，香港大部份人第一反應就係設法移民，而非守家護土，絕少敢提出既不歸中又不歸英（李柱銘八八年、八九年曾提出香港歸英，惟英國不納）。近幾年，中共公然干擾香港內政，變本加厲剝削壓迫港人，好多港人的反應仍然係設法移民，台灣就係最新熱門地點。
香港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氣，原因可能有二。第一，香港的本土農業被商業主義排擠，本地人不易生根。高地價政策令平民生活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無法安身立命。台灣本土運動成功除了因為社會領袖不怕犧牲，亦因台灣身土不二，農業發達，培養出濃烈的鄉土情懷。第二，香港學校甚少深入教華夏仁義禮智，勇武精神；更無教英美貴族的榮譽氣節（HONOUR）。香港人由是善於創造財富，卻不善於創造命運。
上述講座結尾時，羅教授問: 香港如何由急功近利的小市民意識轉化為以生死為代價的身份獻祭？羅認為其間過程可能需要幾十年。
筆者認為，泛民認定香港人性格犬儒，怕事走精面，於是堅持和理非非路線，譴責魚蛋革命暴力。然而，客觀因素轉變，內在外在環境轉變，人心亦會隨之而變。而今美國總統杜林普場言不定守一中政策，即對臺對港政策可能有變，此為外在因素。內在因素方面，中國殖民香港日烈，青年無立足之地，絕望之餘，加上網絡凝聚共識，自然會改變抗爭方向。梁天琦在旺角暴動後參加立法會新東補選，獲六萬票，表示有相當數量的人自己雖不夠膽咁做，但認同人家咁做。徹底改變社會軸心，由不敢咁做，過渡到掬（音局）住要咁做，毋須數十萬人，只需一兩萬人覺醒，願意為本地委身付出，即可形成關鍵少數，道德感召摯愛親朋，帶動良心中產，完成義舉。論述權力作用，可鼓動人心，亦可壓制民情。泛民犬儒論證實無法救港，是否需要因應時勢，易轍改弦？